儒家
儒家思想，又稱儒學，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宗教而稱之為儒教。《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字有二種意義：其一，即有道之士。《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說﹕〔凡有道術者皆稱儒〕。就用《說文解字》的最後一義。可見「儒」即今所謂「學者」，是極普泛的一種名稱。《論語》，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見那時只稱有知識材藝者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儒」最初指的是冠婚喪祭時的司儀。
「儒」字本是古代對學者的尊稱，字義是「雅」、「優」及「和」的意思，從「人」從「需」，指他們的思想學問能夠安定別人，說服別人，為人所需。自春秋、戰國、秦、漢以後起，儒家指由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春秋時期魯國人）創立的後來逐步發展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古代自漢代以來的主流意識流派，自漢以來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華人的主流思想基礎。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奉儒學為官學的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帝國被民國取代以後，儒家思想受到了外來新文化最大限度的衝擊，不過在歷經多種衝擊、浩劫乃至官方政權試圖徹底剷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國社會一般民眾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
目錄
儒家的思想和主張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週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儒家哲學注重人的自身修養，其中心思想「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所應建立的一種和諧的關係。對待長輩要尊敬講禮貌。朋友之間真誠、守信用，「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對待其他人要博愛，「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對待上司要忠誠，「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人要有抱負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尊重知識，「朝聞道，夕死可矣。」，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提倡人要到達溫、良、恭、儉、讓的道德境界。
儒家思想的特點和評論
儒家思想不同其它宗教。一般的宗教，往往力圖一統宇宙，把「自然」、「科學」和「人」、「社會」的問題建立在一個體系之下，而人類對「自然」、「科學」的認識呈現日漸增長的狀態，因而過去宗教的設論不斷地變成謬誤；在當時無法理解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各種宗教則做了各種編造。雖然儒家思想關注的中心並非「自然」、「科學」，而是人和社會，是人類永恆的課題，但仍然對宇宙各種現象有自己的解釋，而且相信人間各種道德禮節都源於形而上的宇宙自然規律，而人則通過踐行這些道德禮節來達到天人合一。
儒家的歷史
儒家思想產生的背景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衝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並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應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是中國歷史上學術與言論的開明時代。
儒學的形成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但是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複雜，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
漢武帝獨尊儒術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漢初，當時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謂黃老道行無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的根本。鑒於秦朝苛政的覆滅，統治階層意識到仁政對於維持王朝穩定統治的必要性，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三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君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術，作為獨尊儒術的基礎學說。
在漢朝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發展
自漢以來至今，儒家思想在絕大部分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主流價值觀。
秦焚書坑儒之後，除易經外，儒經基本絕跡，靠儒生的記憶背誦流傳，漢朝獨尊儒術以後，五經通過年邁的儒者得到復原，以漢隸書寫，稱今文經學，但後來在孔子故居發現隱藏了一部分儒經，以孔子時代的蝌蚪文記載，稱古文經學，兩者在流傳文本和經典解讀方法上均有差異，但其後經學家鄭玄基本統一了今古文，今古之爭漸息，儒經在文本上的爭議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對《大學》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後明朝的王陽明所反對，並推崇古本《大學》，於是又開始流傳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對《孟子》進行刪節，但因遭到臣屬以死要挾的強烈反對而放棄。直至清末，時局動盪，人心思變，今古文之爭又起，疑古之風日盛，遂有部分儒經為偽書之說，但又被其後的學者所駁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經，大多源自漢儒的流傳，而解讀上，則承襲了宋明儒的思想。
儒學的地位在魏晉時期被道教玄學替代。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時程朱理學為儒學主流，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但陸九淵與程朱理學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見性」、「心即是理」的哲學觀點，經明朝王陽明又發展為心學。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相當部分是來自宋朝的解讀。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民國以後，儒家從思想到形式的系統體繫在民間和官方的存在轉為主要保存了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在中國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近代以來，中國的落後致使人們對中國文化作出反思，對儒家思想也發生了各種爭論；其中學衡派的學人對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並產生了新儒家。在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儘管政府當局曾經帶頭「打倒孔老二」，但儒家思想在國人價值觀中的主流地位並不可能去除，改革開放以後，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恢復、發展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重視。
儒家主要派別
詳細分支學派
程朱學派
崇仁學派
船山學派
春秋公羊嚴氏學派
春秋公羊顏氏學派
慈湖學派
次仲學派
存齋晦靜息庵學派
大夏侯氏尚書學派
大小戴禮學派
大興二朱學派
釣台學派
定□學派
定川學派
東發學派
東萊學派
東林學派
東原學派
東整學派
東樵學派
端臨學派
爾雅學派
二江學派
二曲學派
二萬學派
范呂學派
范許學派
方耕學派
費氏易學派
豐芑學派
伏氏尚書學派
高平學派
高氏易學派
功利學派
古靈學派
古論語三家合一學派
古論語學派
古微學派
古文經學派
古文尚書學派
關學
廣平定川學派
廣平學派
龜山學派
韓詩學派
韓氏易學派
漢上學派
漢學
和靖學派
河東學派
鶴山學派
橫浦學派
橫渠學派
衡麓學派
恆齋學派
胡學
湖湘學派
華陽學派
槐堂學派
淮南九家易學派
晦翁學派
兼山學派
健庵學派
江右王門學派
介軒學派
金華學派
今文經學派
荊公新學
景迂學派
靜明寶峰學派
靜清學派
靜修學派
靜庵學派
敬庵學派(張伯行)
九峰學派
考亭學派
餘山學派
□山學派
葵園學派
蘭皋學派
朗夫學派
樂學派
春秋公羊胡母生學派
樂正氏儒學派
理初學派
裡堂學派
禮經高堂氏學派
麗澤學派
梁丘氏易學派
臨川學派
劉胡學派
劉李學派
龍川學派
婁山學派
廬陵學派
魯論語學派
魯詩學派
魯學
魯齋學派
鹿門學派
呂范學派
洛學
毛詩學派
孟氏易學派
孟子學派
勉齋學派
閩學
明道學派
默堂學派
木鍾學派
穆堂學派
南湖學派
南江學派
南均學派
南雷學派
南皮學派
南軒學派
南學
南中王門學派
凝齋學派
歐陽氏尚書學派
屏山學派
樸學
樸齋學派
漆雕氏儒學派
漆書尚書學派
齊論語學派
齊詩學派
齊學
起庵學派
錢塘二梁學派
潛邱學派
潛研學派
潛庵學派
潛庵學派(輔廣)
清江學派
秋農學派
邱劉學派
曲園學派
容甫學派
儒家學派
三禮學派
三魯學派
三魏學派
三原學派
上蔡學派
深寧學派
慎修學派
師山學派
施氏易學派
石□學派
石渠閣講論會
實齋學派
士劉學派
授堂學派
蜀學
雙池學派
雙峰學派
水心學派
說齋學派
思、孟儒學派
宋學
蘇齋學派
梭山復齋學派
泰山學派
泰州學派
陶樓學派
田氏易學派
亭林學派
宛溪學派
王學
王張學派
望溪學派
未谷學派
味經學派
武夷學派
五峰學派
勿□學派
西山葵氏學派
西山真氏學派
西莊學派
息園學派
惜抱學派
夏峰學派
獻縣學派
湘鄉學派
象山學派
蕭同學派
曉庵學派
小夏侯氏尚書學派
小夏侯氏尚書學派
孝感學派
孝經學派
校口學派
嘯山學派
嘯山學派
謝山學派
新學
顏李學派
顏氏儒學派
硯溪學派
楊園學派
陽明學派
養一學派
養知學派
姚江學派
伊川學派
伊洛之學
儀征學派
永嘉學派
永康學派
用六學派
愚山學派
玉山學派
豫章學派
淵如學派
元城學派
元城學派
越縵學派
岳麓學派
粵閩王門學派
月亭學派
張祝學派
趙張學派
浙東學派
浙中王門學派
震滄學派
震澤學派
鄭堂學派
鄭學
止修學派
止齋學派
摯甫學派
仲良氏儒學派
周官禮學派
周許學派
朱學
竹□學派
孜堂學派
紫陽學派
子居學派
子夏儒學派
左海學派
儆居學派
巽齋學派
荀子儒學派
茗柯學派
滎陽學派
堇浦學派
蒿庵學派
蕺山學派
涑水學派
濂洛關閩
濂溪學派
濂學
婺學
桴亭學派
懋堂學派
稷下學團
籀口學派
艮峰學派
艮庭學派
艮齋學派
儒學的影響
對中國的影響
1.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2. 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影響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這種影響在短期內不會消除。不少人仍然認為「儒家思想」是「四舊思想」而需要破除，不過由於道德敗壞等各種社會問題的日趨嚴重，良知者已重拾起這份民族的寶貴遺產。儒教對中國人的正面影響要多於其負面影響。
對東亞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
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讚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裡「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李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籐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範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籐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籐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廣西人士燮遊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製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對歐洲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儒家學說推動了歐洲近代啟蒙運動，以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洛克、休謨、魁奈、霍爾巴赫、萊布尼茨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啟蒙先驅吸取孔孟學說，打破歐洲封建世襲和神學統治，催生發展了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人權觀、博愛觀、理性觀、無神論觀等現代觀念，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面學說的發展。[1]。
對現代教育的影響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台灣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華人的基本價值觀之一。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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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 參見：*《孔子與中國之道》 顧立雅 *《歐洲與中國》 赫德遜 *《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 范存忠
參考文獻
-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 (1984).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