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魏(貝小戎) - 西風不識字

第1節：為何不是「第21條軍規」？

　　約瑟夫·海勒的小說《第22條軍規》已經出版46年了，如今「第22條軍規」（Catch-22）已經被收入英文字典，指「難以逾越的障礙，無法擺脫的困境，左右為難的情況，事與願違的做法」。人們已經很難想像這條軍規不被叫做第22條。但事實上，海勒本來想把他的小說叫做「第18條軍規」，因為海勒是猶太人的後裔，而在希伯來語中的每一個字母都對應一個數，數字18對應的字母是yud-het，希伯來語又是從右往左讀，het-yud剛好是在希伯來語中的「生命」一詞。

　　加里·德克斯特（Gary Deter）在《為什麼不是第21條軍規？》一書中說，在利昂·烏禮斯出版了戰爭小說《米拉路18號》之後，海勒決定換一個數字。他和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編輯羅伯特想把書名改成「第11條軍規」，但是1960年電影《11羅漢》上映，「11」又被否定了。海勒想用「14」，但是羅伯特覺得22更有趣，重複出現的2還可以表示小說裡數次出現的角色互換。

　　《為什麼不是第21條軍規？》是加里在《星期日電訊報》上開的專欄「書名的故事」 的結集。他選書名寫進專欄的標準是：單純閱讀書本身並不能知道書名的含義；書名不是從別處引用過來的；對書名的解釋並非眾所周知。按說這是一個很嚴酷的條件，比如《憤怒的葡萄》就不能入選，因為它是引自豪威太太1861年寫的《共和國戰歌》：「我的眼睛已看到主降臨的榮光，他正要踏平存有憤怒葡萄的地方。」

　　加里卻找到了50本書，而且都是人們很熟悉的書，包括《理想國》、《烏托邦》、《發條橙》、《弗蘭肯斯坦》、《誰害怕伍爾芙？》、《太陽照常升起》、《郵差總按兩次鈴》等。不過《誰害怕伍爾芙》很典型地符合第一個條件——看完全書之後還是不知道到底誰害怕伍爾芙，但卻說不上符合最後一個條件，因為現在很多人都知道，作者愛德華·阿爾比把童謠中的wolf（狼）改成了Woolf，用她的名字暗喻女權，劇中有一位強勢的教授夫人。

　　柏拉圖《理想國》英文書名的意思是共和國，柏拉圖在書中要討論的卻不是理想的國家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政體，而是討論什麼是正義，為什麼雖然做一個有德的人在現實中總是吃虧但還是應該有德？他說，要回答這個問題，把它放大到國家的層面更容易看清楚：國家由三個階層的人組成，統治者、保衛者和勞動者，分別對應理智、激情和慾望以及三種美德——智慧、勇敢和節制。

　　「烏托邦」（utopia）一詞的意思是一個好的、並不存在的地方。「現在的讀者同意說它不存在，但沒多少人同意它是一個好地方。因為按照莫爾的設想，在烏托邦中，對婚前性行為的懲罰是強迫終生獨身，通姦要被判勞改，化妝品、珠寶、華服則是聞所未聞。」

　　菲茨傑拉德第三部小說的名字讓他很受煎熬。他在幾個備選書名中反覆掂量，在他跟他的編輯珀金斯來往的信件和電報中提到的備選書名有「特里馬爾奇奧」 (Trimalchio，古羅馬小說中一位經常大宴賓客的暴發戶)、「特里馬爾奇奧的宴席」、「跳得高的情郎」、「戴金帽的蓋茨比」、「在灰堆和大亨們中間」、「在通往西卵的路上」、「西卵事故」、「西卵的特里馬爾奇奧」。珀金斯小心翼翼地建議菲茨傑拉德用「了不起的蓋茨比」做書名。在書已經付印的時候，菲茨傑拉德又一次改變了主意，要珀金斯把書名改成「在紅色、白色和藍色下」，暗指書中寫的破滅的美國夢。此後他還在推敲，寫信給珀金斯說「特里馬爾奇奧可能最合適」，但那時書都已經開始賣了。為什麼要叫「蓋茨比」呢？加里解釋說，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名字，而是菲茨傑拉德精心挑選出來的。「蓋茨比」 （Gatsby）的重要性在於gat（槍），終結了蓋茨比的生命的槍。再者，「蓋茨比」讀起來很像法語中的動詞gaspiller，浪費之意。寫作該書時菲茨傑拉德住在法國，因此這並非不可能。照此說來，蓋茨比就是一個被人槍殺、浪費了生命的人。

第2節：他們為什麼要匿名出書

　　「據說約翰·洛克的《政府論》最初的法譯本書名叫《梅毒研究》，譯者用這個書名掩飾其政治性，這讓洛克顯得很幽默——畢竟，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的英國，梅毒和專制都被認為是法國人獨有的苦惱。可是洛克雖然也會開這樣的玩笑，他卻堅持要匿名出版這部作品。」這種要求現在看來很奇怪，但是倫敦大學英語系教授約翰·馬倫（John Mullan）在他的新作中提醒我們說，匿名出版曾經是「20世紀之前很常見但人們一直不覺得值得置評的一種現象，我們已經忘記了最早讀《格列佛遊記》和《理智與情感》的人不得不猜測它們的作者是何許人」。

　　最初出版時沒有署名的作品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蒲柏的《劫發記》、笛福的《魯賓孫漂流記》、司各特的《威弗利》、簡·奧斯汀在世時出版的所有小說。18世紀最後30年出版的英國小說中70%是匿名的，19世紀最初30年裡50%是匿名的。自從16世紀書名頁通行之後，很多作者都覺得自己有理由要對署名保持警惕。

　　匿名出書的動機多種多樣。首要的原因是為了保護自己。在宗教和政治鬥爭展如火如荼的時候，在一本會引起爭論的書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等於自尋死路，至少也會讓你丟掉一條胳膊。1579年，約翰·斯塔布斯被發現是一本向女王進諫的書的作者後，被人砍掉了右臂（遭遇這種侵害之後，他仍不屈不撓地用另一隻手摘掉帽子並高喊「上帝保佑女王」，以表達他的忠心）。

　　拜倫匿名出版他的《唐璜》的前兩章，因為1816年初，他那結婚才一年的妻子忽然離去，接著提出分居的要求，他擔心他那些諷刺之詞在他跟妻子爭奪孩子的監護權時對他不利。

　　在諷刺文學於18世紀達到其鼎盛期的時候，作者又面臨一種新的危險：會讓一些被激怒的無賴叫出去決鬥。詩人德萊頓在一家咖啡館外因為一篇不是他寫的諷刺文章被人狠狠打了一頓。因為張冠李戴而遭到毒打還不是匿名出版帶來的唯一的不公正的結果。作者因為匿名能躲過一劫，印刷商或雜誌的編輯就成了報復的目標。

　　除了保護自己之外，匿名也被用於自我推銷。司各特和蒲柏等人把隱藏自己的身份當做挑逗讀者的手段，跟讀者玩捉迷藏，引發讀者對作者身份的興趣。司各特曾經寫道：「當我結束一次愉快的旅行回來之後，發現《威夫利》風靡一時，公眾在緊緊地追問作者的名字，這讓我感到特別滿足。」

　　對這種做法，現代人也並不陌生。1996年1月，一部名為《原色》的書在美國引起轟動，講述的是一位名叫斯坦頓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努力贏得黨內初選的故事，書中的情節跟克林頓的事跡非常相像，該書在護封上說它是「知情人對初選的競選過程的親身經歷」，書評人都看出它記述的是克林頓1992年競選總統的一個階段。不同尋常的是該書封面上署名是「匿名」。媒體猜測作者是克林頓年輕的顧問喬治·斯蒂芬普洛斯。結果喬治不得不屢次出面予以否認。每一種新的猜測都會提升它的銷量。在出版一個月之後，製片人和導演邁克·尼科爾斯購買了它的電影改編權。筆跡鑒定最終解決了這個謎團。《華盛頓郵報》拿到了上面有手寫筆記的書稿，筆跡專家把它和數位政治記者的筆跡做了比對，隨後《華盛頓郵報》宣佈美國《新聞週刊》的專欄作家喬·克萊因是《原色》的作者。同一天，克萊因召開新聞發佈會承認此事。起初他以為別的記者會感到很有趣——他還帶著特地買的假鼻子和鬍子去宣佈此事，但迎接他的是一些憤怒的人。《紐約時報》的社論說克萊因和他的同謀、美國《新聞週刊》的編輯梅納德的行為「違反了記者、嚴肅的出版物和他們的讀者之間基本的協議」。克萊因的另一家僱主CBS接受了他的辭呈。

　　匿名或以筆名出書，還使得作者有機會為自己的作品發表好評。1963年，安東尼·伯吉斯在《約克郡郵報》上評論自己以「約瑟夫·凱爾」為筆名出版的小說《恩德比先生的內心》，該報因此而解雇了他。

第3節：最古怪的書名

　　《泰晤士報》說：「《匿名》博學而不賣弄，風趣而又讓人大開眼界，是一本約翰·馬倫大可以自豪地署上他的大名的一部著作。」

　　最古怪的書名

　　英國《書商》週刊2月22日啟動2007年度「最古怪書名獎」的評選活動。《書商》網站當天在網站主頁上開闢投票區，列出出版商、書商和圖書管理員提名的6本非小說類英文書籍書名。最終結果定於3月28日公佈。

　　這6本書的書名依次為《俾格米戀愛女王折磨我》、《怎樣寫一本寫作指南》、《女人是人嗎？及其他國際對話》、《奶酪問題已解決》、《終止戀愛關係，請從雙腿開始》和《（英國）紹森德等地人物誌：從卡努特國王到好感覺醫生》——得票率最高的是《終止戀愛關係，請從雙腿開始》（35%）。

　　2007年是《書商》「最古怪書名獎」創立30週年。1978年從首次評選中勝出的是《第二屆國際裸體老鼠研討會會議記錄》。去年得主為《美國東北部迷失的購物車：現場鑒別指南》。2006年，《不知道自己是死人的人們：怎樣纏住值得信任的旁觀者並且會做些什麼》獲此獎，《牛角積蓄管理：從東方至南非的最低標準和最佳實踐》屈居亞軍。榮獲過此獎的書還有《給你的馬穿上防彈衣》。

　　對於該獎項和今年的提名，《衛報》評論說：「你會注意到提名名單上沒有作者的名字。這很有意思。在提到某本書時，人們通常會對作者很禮貌，同時提到作者的名字，尤其是在《書商》雜誌上。但這次他們沒這麼做，也許是因為有趣的不是作者的名字。這也有助於把這些書變成笑話，但它們並不都是笑柄。比如1992年的獲獎作品，約翰·特裡默的《如何避開大船》，那些有可能被大型輪渡撞上的遊艇的船員就很欣賞這本書裡濃縮的智慧。對上萬名被酪蛋白不滲水的問題所困擾的奶酪製作者來說，麥克斯威尼的《奶酪問題已解決》令他們感激不盡。對於紹森德等地，他們以出了卡努特國王和好感覺醫生這樣的人物而感到自豪，這有什麼好笑的呢？這一獎項，並不是全然無辜得有趣。在世者中最傑出的女權主義者凱瑟琳·麥金農也許是有點好鬥、沒有幽默感，但看到她最近的作品《女人是人嗎？及其他國際對話》出現在候選名單上一定不會感到高興。在這種歡呼雀躍的慶典中，我察覺到一絲舊式的文化上的高傲態度，英國人那種對學術、好心人和專家的輕蔑。儘管去享受這一獎項帶來的樂趣，但是要記住，根據書名判斷一本書比根據封面判讀一本書還要糟糕。」

　　讓我們舉幾個不會因為被提名而讓作者受到傷害的古怪書名吧。英國《哲學家》雜誌的編輯朱立安·巴吉尼寫有一本《自願被吃的豬：100個讓人想破頭的哲學問題》。「自願被吃的豬」是其中的第5個哲學問題，討論的是動物倫理，故事來自道格拉斯· 亞當斯的科幻小說「銀河系漫遊」系列中的《宇宙盡頭的餐廳》：柏格反對殺生，吃了40年的素，可突然他可以一邊吃肉而又不違背良心了，因為有了一種經過基因工程改造的豬，會說話。更重要的是，它還自願被吃。但可能是由於長年吃素造成的條件反射，或是內心痛苦的表現，這種肉端到柏格面前時，他禁不住作嘔……

　　有一本美國人寫的邏輯謎題集，書名叫《這本書叫什麼？》，譯者說該書的最大特色在於「念念不忘以自指句（自我指涉）為核心」。《怎樣寫一本寫作指南》之所以顯得古怪，也是因為這個書名本身也是一個自指句：它教人寫一本寫作指南，它本身也是一本寫作指南，問題在於，在這樣的指南被寫出來之前，沒有人會寫這樣的書。如果在這樣的指南被寫出之前，就有人可以寫，恰好證明人們不需要它？所以它要麼無法出現，要麼沒有必要出現，可世界上還就有了這樣一本書。

　　我覺得最能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的古怪書名是《關於來洛尼亞王國的13個童話故事》的作者柯拉柯夫斯基的另一部書《與魔鬼的談話》附錄中的一個標題：不從事花園耕耘的5大理論。「不堪忍受園藝勞動的人，是需要理論的。不從事耕耘而又提不出不耕耘之理論的做法是膚淺的。」作者就設想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和分析哲學這5種理論分別會如何證明不應該去耕耘花園。此舉有趣而又巧妙：用宏大的理論解釋這一問題是用大炮打蚊子，也證明理論可以被用於達成不正當的目的，從而瓦解理論本身。

第4節：25本書一起讀

　　25本書一起讀

　　看電視換台的間隙看到一個教老外學中文的電視節目的片段，一位中國姑娘和一個老外站在鼓樓上，姑娘說：「我們中國人喜歡重疊數量詞來表達這樣一個意思，比如風景要一點一點地看，街要一條一條地逛。」類似的說法還有很多：飯要一口一口地吃，書要一本一本地讀……

　　不過我猜很多人都是同時看很多本書，哪怕是外出旅行的時候也不會只帶一本書。比如頭天晚上我拿起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挑著看。在介紹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之前，他說亞里士多德附帶說了許多非常有趣的話：「他告訴我們說應當在冬天吹著北風的時候受孕。人們不應該結婚太早，結婚太早生下來的就會是脆弱的女孩子，妻子就會變得淫蕩，而丈夫則會發育不全。結婚正當的年紀男人是37歲，女人是18歲。」第二天我又翻看《智高無上——當我啃完大英百科全書》。讀著讀著發現同時讀多本書的一個好處，在A卷的最後作者寫道：「亞里士多德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因為有一個奇怪的巧合：當他37歲的時候，他迎娶了一個18歲的姑娘。他將自己的老色鬼行為合理化為一個偉大的哲學思想，對此我表示讚賞，我不禁咯咯地笑起來，好萊塢裡可有不少亞里士多德派的人物。」

　　2007年8月23日的《獨立報》上刊登了一篇德波頓訪談。這位36歲的哲學家12年前開始出書，著有《哲學的慰藉》、《擁抱似水年華》、《旅行的藝術》等。他在訪談中說，他的客廳裡散落著幾百本書，都是隨手撿起來就可以讀下去的那種，普魯斯特、弗洛伊德全集——「每個圖書館都應該有，你永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需要查閱他們的書，當你患了神經症，擔心什麼或者沉迷上了什麼，只要出了點問題，你就需要翻翻。讀書是我的一個癖好。我通常同時讀大約10本書，現在我在讀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傑夫·代爾（Geoff Dyer）、伍爾夫、村上春樹、羅蘭·巴特、保拉·安東裡尼、司湯達和菲利普·羅斯的書。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帶這麼多書去海灘。」德波頓有2000多冊藏書，這不算太多，據說李敖的藏書最多的時候有七八萬冊。不過德波頓在不停買書，每個禮拜買一兩本，或者一買就是20本。

　　無獨有偶，2007年8月6日的《紐約時報》上有篇隨筆，《為什麼我不停地開始看另一本書》。作者喬·昆南說：「我的很多女性朋友同時讀一兩本書，我的男性朋友說他們總是一段時間只看一本書，我懷疑這只是他們的一個願望。我同時看的書從來不少於25本。我不是指《芬尼根守靈夜》那樣的需要研讀的書，我說的是放在床頭幾上、不看完就不會放一邊的書。開始閱讀一本新的書能讓人心曠神怡。我不想再過5年才知道《羅馬帝國衰亡史》是如何寫就的，我也想知道《南北戰爭》的作者謝爾比·福特對石牆傑克遜被孤零零地埋葬的手臂做何感想，這兩本書我粗略地看了400頁了。幾個星期前，我看了《煤：一部人類史》、4章《八月炮火》和關於上癮的故事集。同時我還在看《亨利·米勒論寫作》和麥維斯·加蘭、馬賽爾·埃梅、約翰·麥克葛漢、托馬斯·曼的小說——他們寫的都跟上癮無關。我的注意廣度很寬，記性好，幾個月之前我看過的書，再拿起來能從上次看到的地方接著往下看。一位棋手曾經對我說，好的記憶力能為一個智力平平的人製造出聰慧的光環，讓他說對了。」

　　喬覺得他一本書還沒看完就開始看另一本書的原因是，通常書的前70頁都特別精彩，開頭都像房屋失火一樣火急火燎的，但慢慢節奏就慢下來了。有人說，讀者通常看到60頁的時候就會把書丟下。這是因為出版社的編輯鼓勵作家把精彩內容都堆到開頭幾章——也是唯一會被閱讀的幾章。以阿加莎·克裡斯蒂的自傳為例，也是開頭比較精彩，夾敘夾議，小時候她養的一隻鳥死了，她用一個鍛料花做襯裡的紙盒把它裝起來埋在高地上，上面還覆蓋著鮮花，75歲的她說：「也許有些人生來就喜歡喪葬或觀看葬禮。人類若是沒有這一生性，那麼考古學家也許就不存在了。」後面她周遊世界的部分，就只感覺她在羅列去過的景點和同去的旅伴了。

第5節：編詞典療傷

　　編詞典療傷

　　10年前，西蒙·溫徹斯特在《教授與瘋子》一書中講述了《牛津英語詞典》的幕後故事。從1880年開始編寫起，該詞典的編委會每星期都會從一家瘋人院收到一個叫威廉·邁納的人提供的對詞語的釋義以及他在書中找到的例句。近20年間，邁納一共貢獻了1萬餘個詞條。當《牛津英語詞典》的總編詹姆士·莫瑞前往瘋人院拜會邁納時，卻驚愕地發現他心中仰慕已久的博學之士竟是療養院的病人，而非他以為的瘋人院的院長。後來人們得知，威廉·邁納曾經是一名醫生，在南北戰爭中因為目睹了太多的恐怖場面而精神崩潰，後因濫殺無辜被送入瘋人院。20年間，他都不斷地在進行瘋狂的自我治療 ——通過單調、沉重的編纂工作來虐待自己，滌清心中的罪惡感。

　　最近，美國記者約書亞·肯德爾挖掘出了《羅熱類語詞典》幕後類似的故事。彼得·羅熱（1779～1869）發明了雙對數計算尺，發現了眼球將一系列快速移動的靜止畫面看成一個連續的圖像的能力，被《好萊塢拍攝指南》的編訂者威爾·海斯稱作動畫片的發明人。真正使他成名和得以謀生的是他寫的一部生理學著作《布裡奇沃特文集》，但最終讓他不朽的是他開創的類語詞典。

　　羅熱之所以迷上了編寫詞典，也是為了治療自己心理上的病症。他的外祖母患有慢性精神不穩定；他母親終生患有神經缺乏症，到了晚年精神恍惚；他的妹妹和女兒精神都崩潰了；他的叔叔割喉自殺，是躺在羅熱的懷中死去的。羅熱自己是一個沒有幽默感的人，且偏執、憂鬱、害羞，對不潔和混亂感到恐懼，所以類語詞典中 「不潔」這一詞條編寫得非常出色。他借助拚命工作和強迫自己做一些事來尋找心靈上的庇護，比如他迷戀於計數（「我每天至少要爬320個台階」），控制自己眼睛中的虹膜的運動尤其讓他感到快意。

　　他的機械性行為還有製作各種清單，他從8歲就開始這麼做了。肯德爾說：「彼得·羅熱羅列各種猛獸、身體的部位和花園裡的東西的做法擴大和部分實現了他為世界帶來秩序的慾望。」他把風景分成優美的和不優美的，把人分成普通的和特別的。「很小的時候，他突然發現編寫詞語清單能夠帶來安慰，不管他遭遇何種不幸。沉浸於語言的細微差別能夠讓他精神抖擻，也能夠讓他免於焦慮。」所以，類語詞典對它的編制者的益處比對它的數億使用者的益處更大：它讓羅熱在經受親人的亡故、焦慮和絕望的同時依然能夠精神振奮地活著。

　　從小羅熱就對科學很感興趣。1793年，他母親把他帶到了愛丁堡大學學習古典學和醫學，他喜歡他上的所有課程，但交不到朋友，這顯然是由於他非常害羞，以及他的憂鬱氣質。他更喜歡跟詞語而不是跟人打交道。但對於詞語的喜歡，他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彼得從沒表現出對文學的感受力，那些熱愛文學的人喜歡的是故事和對故事的講述。但羅熱的心靈不是按這種模式運作的，他是一個很實際的人，沒有生動地想像的能力。自童年起，詞語對他來說就是實現某種目標的手段。他所有的學術著作，包括類語詞典，都是為了傳播有實用價值的科學知識」。

　　渴求秩序的羅熱換過好多次工作。1802年，他陪兩個堂弟去歐洲旅遊。羅熱發現巴黎異常髒亂，但他敬佩拿破侖的軍隊行進時整齊的步伐。後來在曼徹斯特皇家醫院做醫生時，他幫助這個到處都是工廠、疾病肆虐的城市啟用了公共衛生規程。曼徹斯特的髒亂讓羅熱難以忍受，晚上他就埋頭編寫類語清單，40多年後這些清單終於彙集成了《類語詞典》一書。

　　羅熱想編的並不是一部同義詞詞典（他認為根本沒有同義詞，每個詞都有自己獨特的含義），《類語詞典》以抽像的概念為綱，其中1000個詞條的每一個都會讓讀者一個個地看下去，從 「確定性」延伸到「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又延伸到「推理」和「詭辯」。這本詞典在1852年一面世就在英國風行一時，兩年後在美國出現了刪改本。羅熱於90歲去世之前仍在修訂和更新該書，整整一個世紀，他的後人把這本書做成了家族事業。自1852年起，《羅熱類語詞典》刪減了10個概念，但增加了幾十萬個新詞。

第6節：閱讀的生物基礎與社會意義

　　閱讀的生物基礎與社會意義

　　瑪麗安·伍爾芙在她研究閱讀生理學的《普魯斯特和魷魚》一書中說，閱讀行為不是自然而然的，人類到比較晚近的時候才開始閱讀，所以尚未進化出專門適於閱讀的基因。大腦要將原本為完成辨認出扁豆秧上的束帶蛇等任務而進化出來的神經回路重新定位之後，我們才能閱讀。

　　《紐約客》的文章解釋說：「《普魯斯特和魷魚》這一書名表明作者研究閱讀使用的是神經生物學方法。細胞越大科學家拿來做實驗時越容易，有些魷魚的視覺神經細胞比哺乳動物的神經元厚100倍，能有10厘米長，是生物學家們最喜歡用的。關於閱讀人文的一面，伍爾芙選擇了論述過閱讀的普魯斯特。」

　　伍爾芙考察了閱讀的歷史。從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美索不達米亞人在黏土上刻記號來記錄牲畜等物品的數量。她說，一旦黏土上簡單的記號不是被理解為亂畫的痕跡而是代表10頭羊之類的意義時，人就得讓大腦更多的區域活動起來。公元前4000年埃及等地出現了圖形文字，那時的讀者必須記住數百個符號代表什麼。到公元前750年，發生了一場重大突破，古希臘人發明了只有24個字母的書寫系統，古希臘字母表是第一個每一個字母都對應口語裡一個主要音素的字母表，知道一個詞的讀音就能將它拼寫出來，看到每一個詞都能讀出來。兒童在3年左右的時間內就能夠學會讀、寫希臘語，比現在的孩子學英語要快一些。文字易於學習，文學就民主化了，普通人也能掌握讀寫能力。誦讀困難也就是這時候開始出現的，因為有人無法把字母和聲音匹配起來。很多文字學家認為，這種字母的發明大大提高了人腦的抽像思維能力。

　　掃瞄顯示，兒童在開始閱讀時，要比成人使用更多的大腦區域，左右腦的廣大區域都要動員起來。當兒童的神經細胞對識別字母更專門、更高效時，動員起來的區域就會變小，將只限於左腦。也就是說，效率高的閱讀者能省下更多時間和腦力，因此能夠更多地將自己的思考和情感整合到他的閱讀體驗中去。

　　閱讀時大腦要創造新的神經回路，把用於觀看的部分和用於聆聽的部分連接起來，這樣大腦的主人才能意識到紙上的符號代表著聲音。有些大腦幹不成這件事，或幹得不夠好，他們的主人以前被認為是傻子，但現在我們知道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天才。患有誦讀困難症的名人包括達·芬奇、愛因斯坦、畢加索、愛迪生和貝爾。

　　研究發現，默讀電視新聞、廣告和科學節目的文稿的人比觀看電視節目本身的人能記住和回想起更多信息。觀眾要感到舒適自在才會觀看節目，不然就會換台。這導致不同意見之間很難談判。「你鄙視某本雜誌的價值原則，仍可以津津有味地讀它，但如果電視節目出現這種情況你就看不下去。在這種條件下，我們不願意把時間花在我們不同意的觀點上。自我懷疑就變得不太可能了，實際上對一切東西的質疑都將更為稀少。把兩個書面記錄擺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發現不一致之處。對文本來說，甚至能很容易地辨別每一份信息的權威程度的差別，比如讀者對《紐約時報》的信任程度可能會因每一個句子而異。比較兩個視頻報道就比較麻煩了，在被要求從電視上兩個互相衝突的報道中加以選擇時，觀眾要麼依靠直覺，要麼依靠他在觀看之前相信的東西。經常看書的人比不太看書的人更有可能去投票，參加體育和戲劇、音樂、攝影等文化活動。愛讀書的人如此樂於走出去，也許是因為他們孤單一人時看的書給了他們信心。閱讀某種程度上能賦予我們行動的勇氣，對民主社會來說失去這一習慣將非常危險。」

　　伍爾芙認為，小孩在5歲前父母是否經常讀故事給他們聽將決定他以後的閱讀技巧。讀故事的方式也有講究，坐在父母的雙膝上聽故事意味著孩子會把閱讀和受寵愛聯繫在一起。她擔心年輕人經常上網就不會深入思考詞語、思想、現實和美德。牛津大學教授約翰·凱裡說：「確實，電腦沒有可供小孩坐的雙膝，但是網上知識和經典作品的數量是前所未有的，讓青年人觸手可及。如果孩子們不推崇讀書，那可能是因為我們教他們珍重名利，這不是電腦有某種內在缺陷。」

第7節：無行的文人

　　無行的文人

　　牛津大學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新版的文壇軼事集，此前有過詹姆斯·薩瑟蘭（1975年）和唐納德·霍爾（1981年）編選的版本。新版的編選者約翰·格羅斯說新版裡跟舊版重疊的部分佔10%，其他內容都是新的。薩瑟蘭的版本開始得更早，始於7世紀的基督教詩人凱德蒙，結束於迪倫·托馬斯，格羅斯的版本的跨度是從喬叟到J.K.羅琳。

　　《洛杉磯時報》的書評說：「牛津大學出版社永遠都不會出版一本軍事軼事，或者工程師軼事。那些說話直來直去的職業，其從業者不會互相攻擊、惡語中傷敵手。這種事只有作家們才做得出，雖然這伙專橫的人對此並不自知。」需要糾正的是，牛津大學出版過一本軍事軼事，此外還有王室軼事、政壇軼事。有些職業確實比別的職業更容易發生軼事，我們可以想像出一本哲學家或者醫生的軼事集，但沒人會去買一本銀行業的軼事集。

　　同理，一些作家比另一些作家發生過更多的軼事。有些作家其有趣的言行本身就可以寫成一套全集，比如王爾德、康拉德、詹姆斯、伊夫林·沃和奧登，還有一些偉大的作家則沒有什麼令人難忘的軼事，比如狄更斯。在西方，直到18世紀初期，作家軼事才有了比較豐富的來源，那時開始有回憶錄出版，談話被記錄下來。

　　約翰·格羅斯說：「軼事一詞最初指沒被發表過的東西，因為內容很輕率。拜占庭帝國的史官普羅柯比用它的複數形式指查士丁尼皇帝的秘史、宮廷內的醜聞。軼事一詞至今仍有隱秘、醜聞的一面。我們認為這樣的故事有助於揭露人物的性格。」

　　只有比較奇異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才會被作為軼事記錄下來。詹姆斯·喬伊斯的美國朋友哈利和克裡斯出版了《芬尼根守靈夜》。他們讓康斯坦丁·布朗庫西畫一幅漫畫放在標題頁，畫好之後他們覺得不夠現代，要求他畫得再抽像些，布朗庫西重新畫了一次，只畫了幾條線和一個螺旋。書出版之後有人送了喬伊斯他父親一本，老人家端詳了一會兒漫畫後說：「吉姆的變化比我想像得要大。」

　　書中充滿名人會面的故事：當惠特曼遇到王爾德，當韋爾斯把蕭伯納介紹給康拉德。會面過程很少有一帆風順的。二戰期間丘吉爾很長時間裡對作家以·伯林的身份都感到很疑惑。其實他指的是牛津的老師以賽亞·伯林，他駐紮在英國駐華盛頓特區的使館，負責報道美國人的戰時情緒。丘吉爾對他的報道大加讚賞，因而當伯林回到英格蘭之後，首相的工作人員就安排二人共進午餐。當丘吉爾問他的客人最引以為傲的作品是什麼時，這次打一開始就令人感到不安的會面跌到了最低點，歐文·柏林回答說：「是《白色聖誕》。」

　　軼事都是口耳相傳，因而會跟聽覺有關。約翰·莫蒂默說，金斯利·艾米斯有一天說他「用錘子砸了他兒子」(hit his son with a hammer)，實際上艾米斯說的是「錘子砸到了他的拇指」（hit his thumb with a hammer，thumb和son諧音）。

　　通常作家都一副高高在上、脫離大眾的樣子，軼事可以讓人們感到文人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晚年的時候「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對弗斯特已經沒什麼益處了：因為近視，在他的朋友、女王的表弟哈爾伍德勳爵的婚禮上，他錯把蛋糕當成了女王，鄭重地向結婚蛋糕鞠躬。

　　哲學家賴爾是奧斯丁小說迷，當有人問他是否看小說時，他回答說：「看，所有六部，每年都看。」托馬斯·莫爾爵士向一位出身名門的求婚者展示他正在裸著身子熟睡的兩位女兒的裸體，好讓他決定娶其中的哪位。因為他在《烏托邦》中對婚姻的設計是「結婚之前，新娘和新郎彼此裸體對看；馬不先除下鞍韉轡頭沒有人要買，在婚姻事上應當是一樣道理」。

　　霍布斯每天夜裡在床上高聲歌唱，因為他相信那麼做對他的肺有好處，能夠讓他長壽。他活到了91歲，84歲的時候還用拉丁韻文寫了一部自傳，87歲時又出了荷馬作品的英譯本。

第8節：聲譽經濟學

　　書中最年輕的作家，或者說未來的作家，是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托馬斯·麥考萊。關於他的一則軼事可以說明他有多麼禮貌和克制：4歲的時候，一位僕人一不小心把熱咖啡濺到了他的大腿上，女僕問他感覺怎麼樣時，這個小孩抬起頭回答說：「謝謝你女士，疼痛已經減輕了。」

　　最可怕的一則是關於愛倫·坡的。他的妻子維吉尼亞24歲時就去世了，30年後她的墳墓遭到破壞，愛倫·坡的傳記作者威廉·吉爾收集她的遺骸，放在自己床底下，供參觀者把玩。

　　聲譽經濟學

　　2007年11月16日，第56屆美國國家圖書獎頒獎，「給予幸運的獲獎者無上的榮譽，四個獎項跟NBA的獎項很類似：虛構、非虛構、詩歌和青年文學」。2007年12月2日，第13屆「年度最差性描寫小說」在倫敦頒獎；2007年12月5日現代藝術的特納獎頒獎。難得在哪個星期裡沒人收到熱烈的、強加於他頭上的喝彩——美國每年出版幾千本書，圍繞這些書又有幾百個圖書獎。俗話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化領域的評獎總是既令人孜孜以求又令人鄙夷。獲獎者要麼已經名滿天下，再將獎頒給他無非錦上添花，要麼是只有精英小圈子才聽說過的人。

　　英格力士對聲譽的生產和分配很感興趣，而聲譽的流通形式就是評獎，因而他學習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方法，寫了一部現代文化評獎的歷史。約瑟·愛潑斯坦（Joseph Epstein）是美國西北大學文學教授，做了22年《美國學術》的編輯，此人以善於寫揶揄他人的隨筆著稱，他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對《聲譽經濟學》一書的書評寫道：「我對文學和文化評獎孜孜以求，老實說吧，我希望更多的獎授給我。目前為止我還沒獲得幾個。未來我也沒有更多的機會獲獎，除非我能跟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卡爾·桑德博格和建築大師萊特一樣，活到鬚髮皆白，活到80多歲的長壽。到那時，就沒有人出於反動或者用愚蠢的觀點反對你了，獲獎的機會才比較多。我得的獎既沒增加我的收入，也沒有提高我的社會聲望。我只有一個榮譽學位，不像約翰·霍普·富蘭克林，得了200多個。我獲得了國家人文科學獎章，但是很多我認識的人借此機會說，不得不由喬治·布什給我頒獎，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恥辱。我回答說，我倒寧願是亞伯拉罕·林肯來為我頒獎，但世事難得能夠兩全其美。」

　　「文化獎項因為授予了那些不該獲獎的人、授給了大量蠢貨而讓自己失去了光環。人人都知道那些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比那些獲獎了的人還出色——托爾斯泰、普魯斯特、亨利·詹姆斯、喬伊斯、納博科夫、奧登。而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這個人好像就已經作古了，不管他還將會再活多少年。比如V.S.奈保爾獲獎之後，我就覺得我無需再讀他的書了。」

　　文化類獎項貶值的另一個原因是，現在幾乎每一個團體都有他們的頒獎委員會，每一個行業和運動也是這樣。「我去一家高中，陪同的是該校乒乓球評獎委員會的主席。據說此人能用鞋而不是球拍打球，並且打得很好。下足夠的工夫去尋找的話，你就可以將獎頒發給一位非猶太裔的、身高不到5英尺的同性戀女詩人。所有這些獎項將文化領域變成了一個進步主義的幼兒園，在那裡，在畢業典禮上，甚至連那個最笨的孩子都得了一個獎，獲獎理由是他沒有干擾其他同學的學習。」各種評獎和榮譽層出不窮，這其中的原因多種多樣。設一個詩歌獎或者地方戲劇獎是紀念死去的親人本小利大的法子。公司設立一個獎項，能顯得它品位高雅、熱衷慈善事業。

　　在書的附錄裡，英格力士列出了當前授予文化各領域的成就的獎項，非常廣泛，「對於還沒有設獎的地方，我一直想，應該設一個諾貝爾婚姻獎。這個獎可以頒給那些著名的患難夫妻中長期遭受折磨的一方。過去，可以獲獎的應該有索菲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萊昂那多·伍爾芙（維吉尼亞·伍爾芙的丈夫）、萊昂內爾·特裡林、比爾和希拉裡· 克林頓，雖然這兩位克林頓中誰更有資格獲獎還不太容易確定。」

第9節：創意階層在哪裡落腳

　　在評獎氾濫的年代，如果有幸中獎，該以什麼心態面對呢？「不管獎是怎麼評選出來的，獎項設立者居心何在，獲獎就是一切。從聲譽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獲獎能夠提高知名度，能找到好工作，可以讓親戚對你刮目相看。至於獲獎本身，曾經有人對我說，如果有人說，無論你做的是什麼，你是做得最好的，問問那個人誰是第二好的。知道誰是第二好的，你就知道這個獎項是怎麼回事了，就不再把自己獲獎太當回事了。」

　　創意階層在哪裡落腳

　　「在曼哈頓的街頭經常能看到禿頂、矮胖的男人挽著一個高大的金髮女郎，這其中是有緣由的：紐約的單身女性比單身男士多出21萬多人。」理查德·佛羅里達就此提出，在創意經濟的年代，選擇住在哪個城市非常重要。

　　2002年，理查德·佛羅里達因為出版了《創意階層的興起》一書而暴得大名，部分是因為他把創意定義得很寬泛，但顯然美國尚未變成一個人人都是網頁設計師、製片人或髮型師的國家。他大方地把科學家、醫生和商人都算作創意階層，其根據是人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有所創造。自此他反覆表述這一概念，在《創意階層的興起》之後又出版了《城市和創意階層》、《創意階層的騰飛》，現在又出了《哪個是你的城市？》。《沙龍》雜誌說：「這本書錯誤地假定人們，特別是創意階層，需要一本書告訴他們該去哪個城市發展。那些自由地跑來跑去的人通常不考慮職業規劃，而那些有進取心的人已經很清楚他們該去哪兒發展。找不到工作的人不會花26.95美元買本書去瞭解該去哪兒找工作。」不過理查德的書中搜集了不少數據，有一些有趣的發現。

　　他說，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尖的。全球化受到兩種力量的拉扯，一種是擴展，比如工廠，另一種是集聚。世界經濟的很多東西可以分散，但這些都不是核心。世界經濟最重要的維度將繼續集聚，人口、機會、技術革新和資金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地方。美國是一個流動性非常高的社會，每年有4000萬人搬家，1500萬人遷往異國或者異地，其中單身的年輕人流動性最高，20來歲的人遷居的可能性是40來歲的人的3倍。幾千萬人遷居可能會造成少部分地區吸引了很多能夠自由選擇居住地的單身人士，更多的年長者、缺少工作技能的人則堅守於一處。世界上10個超大城市住著近4億人，占世界人口的6.5%，但是貢獻的技術專利佔到總量的57%。

　　「我們查看地球夜晚的衛星圖片，把明亮的地區稱作一個超級地區。全世界有40個超級地區，它們占世界人口的17%，但經濟產出佔全世界的2/3，技術革新佔全世界的90%，它們是全球經濟的推動力。美國有10到12個這樣的地區，很多國家只有一個。」

　　經濟活動不僅變得更加集中，而且更加專業化。紐約是港口城市、時尚設計和金融中心；附近有名校的舊金山是軟件中心；洛杉磯的氣候適合拍電影，是娛樂中心；納什維爾是音樂製作中心。如果你想從事某種職業，並不是去哪一個大城市都行，因為現在對你來說重要的就那麼幾個城市。

　　研究發現，年輕人是先選定想去哪裡生活，再去那裡找工作。《福布斯》雜誌調查年輕人選擇在哪裡生活所考慮的因素時，發現他們認為「異性的多少」比「就業機會」更重要，「夜生活」和「生活成本」的重要性更加靠後。他們需要知道，在美國各個城市遇到異性的機會有很大的差別。目前，在美國，最適合單身男性的地方是東海岸和中西部的城市。在華盛頓，單身女性比單身男士多出5萬人。

　　實際上，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很多大城市都是單身女性比單身男士多。25 歲至44歲的適婚女性跑到大城市去的目的之一是爭奪最合適的男子，因為她們不願意跟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成婚。女性在美國西部和西南部佔優勢，比如在洛杉磯，單身的男性比女性多出9萬人，舊金山、達拉斯、西雅圖等地都是單身男性比女性多。這些城市已經發展了二三十年，能提供高科技、建築和服務業等各種就業機會。

第10節：大廈情結

　　另外，在考慮去哪個城市生活時，年輕人還要瞭解城市的性格類型。因為與自己性格類型相同的人在一起生活會更幸福，沉穩的人跟神經質的人在一起生活會變得緊張、焦躁。心理學家區分了5種人格類型：和善、盡責、外向、神經質和開放。美國各地區的人格類型剛好跟它們的經濟特徵吻合：芝加哥有很多外向型的銷售人員；中西部是製造業中心，都是些盡責的人；南部有很多日本人和德國人的汽車廠，以和善、認真的人為主；波士頓、洛杉磯等東北部城市集中了外向型的人。

　　大廈情結

　　金字塔、秦始皇陵、凡爾賽宮、泰姬陵、克里姆林宮：有錢有勢的人總是試圖借助建築來讓自己永垂不朽、震撼世人、撫慰自己、發表政治宗教宣言。建築不僅是藝術，它還是一種交流形式，甚至是一種宣傳工具。寺廟、教堂和皇宮都是在展示威嚴。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建築的這種功能不只存在於封建社會，被啟蒙過的現代社會仍然有。建築對建築師來說就是目的，但它總是建築師的僱主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雖然「有時好像世界上只有30位建築師，一個永遠在倒時差的馬戲團，穿插跑動，接到同一個競標邀請。這些人都有超凡的能力，委託了任意一位你都可以很自信，沒人會笑話你」。

　　德揚·蘇德吉是英國《觀察家報》的建築評論作者，他在厚厚的《大廈情結》一書中探討這一明顯而又隱秘的現象，讓人們深入思考建築、政治和財富之間的關係，建築如何體現民族的渴望、經濟實力以及對成就和雄心的自我陶醉。他檢視了20世紀歷史上專制者、各色大亨和民選總統的建築夢想，解構了尼克松、卡特、裡根、老布什的總統圖書館的象徵意義，重新思考了布萊爾關注下的倫敦千禧穹頂和紐約世貿遺址「歸零地」之爭。

　　另外，蘇德吉還評論了一些著名的建築師。他回顧了很多著名設計師受雇於一些不名譽的僱主的歷史。艾伯特·斯佩爾和密斯·凡·德·羅都曾準備為希特勒效勞，唯一不同的只是斯佩爾為實現他的主子的建築野心而全身心地投入，密斯出於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在建築上沒有做出讓步。

　　對這些史實作評論時，蘇德吉得出結論說,「跟自由民主的領導者相比，獨裁者、自我中心主義者和偏執狂給建築師提供了更多的做出重要作品的機會」。這個結論完全沒有說服力：民主國家也上大項目，丹麥建築師烏特松的悉尼歌劇院，弗蘭克·蓋裡的古根海姆博物館。

　　在該書最有趣的章節，蘇德吉回顧了一些獨裁者的建築規劃。希特勒本人曾經的志向就是成為一名建築師，他跟斯佩爾一道充分地將建築用作宣傳工具，美化他的統治、威嚇震懾他的統治對象。他的總理府異常宏大，大廳高30英尺，門廊高17英尺。計劃在柏林建一幢高305米，可以容納18萬人的大廈。1939年3 月14日，捷克元首哈查被引入希特勒4000平方英尺的辦公室，哈查心臟病發作，身體虛弱的他簽訂了將捷克交予德國的協議。

　　新德國的領導人想好了要清除東德的痕跡，將清除希特勒的柏林放在了第二位。專制統治的建築遺產成了德國和意大利政府的難題。蘇德吉寫道：「直到今天意大利仍有很多日益殘敗的建築，不少建築水準都很高，是法西斯蓋起來當黨部用的。戰後的政府予以充公，但是沒人知道該如何加以處置。全部推翻有點浪費，且有洗刷歷史之嫌，重建又像是要回復他們的建設者的統治。」

　　Slate的建築評論作者Witold在評論該書時說，蘇德吉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對有錢有權的人來說，宏偉的建築往往是失敗的標誌。個人和組織往往在衰微的時候開始搞建築。1968年，英國歷史學家諾斯科特·帕金森在他的暢銷書《帕金森定律》中記錄了很多他對商業管理的錯誤做法的觀察，他還提到了建築，他說建築是公司健康與否的氣壓計。「在令人興奮的發現層出不窮、不斷進步的時期，沒有時間去規劃完美的總部。這一時機來得比較晚，要在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完成之後。我們知道，完美是終結，終結就是死亡。」帕金森提供了幾個歷史事例。聖彼得教堂是在教皇陷入世俗事務、失去了很多道德權威之後興建的；路易十四是在取得軍事勝利之後幾十年、權力開始衰落的時候開始修建凡爾賽宮的；印度總督搬入新德里的新皇宮之後一年，國大黨要求獨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曼哈頓建了黑色花崗岩的「黑石」總部之後，主持人愛德華·默羅就去世了。泛美航空在統領航空業多年之後才在公園大道興建了大型總部，但是蓋好不久就在1991年破產了。微軟和Google都還沒在第五大道上豎立自己的世界級總部。

第11節：牛奶可樂經濟學

　　牛奶可樂經濟學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說他「寧願找到一個因果的解釋，也不願獲得波斯的王位」。如果尋找因果解釋得到的樂趣還不足以激發人們去那麼做，那就要像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弗蘭克那樣，採用強迫手段。他給學生們佈置作業，要他們使用在課堂上學到的經濟學原理，提出一個自己在生活中發現的有趣的問題，並用不超過500字的篇幅給出答案。

　　於是他的學生發現，牛奶用方盒子裝，可樂卻用圓瓶子裝，這是因為牛奶需要放在冰櫃裡，方形容器能節約存儲空間。相類似的是，硬幣上的人像都是側面像，而紙幣上的人像卻是正面像，這是因為在不大的金屬硬幣上表現正面肖像很困難，而在紙幣上印製精細、複雜的正面像可以防止偽鈔。

　　多年下來，他的學生已經設問了幾千個問題，其中他最喜歡的是： 「為什麼通常新娘會花數千美元買一套她們永不再穿的婚紗，而新郎通常是去租一套便宜的禮服，雖然他們將來還會參加很多次社交活動？」提出這個問題的女同學找到的答案是，大多數新娘都希望自己在結婚當天「發表自己的時尚宣言」。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對於每一種尺寸的婚紗，婚紗租賃公司都得置辦四五十種，由此每件婚紗被租用的頻率就會很低，每年大概只有四五次，於是租賃公司制定的租用價格就會高於婚紗的售價。比較而言，新郎願意接受標準的款式，租賃公司只要每個型號備兩三套就可以滿足這一市場。

　　與服裝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維多利亞的秘密」製造那些沒人會去買的、鑲著數百萬元美元鑽石的胸罩？因為該公司會不惜一切代價地吸引人們關注他們的商品，女人愛盯著鑽石看，就像男人愛盯著女人的胸部看。「當海蒂·克拉姆穿著這樣的胸罩出現在電視上時，女觀眾對著那些鑽石流口水，男觀眾對著海蒂·克拉姆流口水。」

　　從堪薩斯到奧蘭多的往返機票價格，要低於從奧蘭多到堪薩斯的往返機票價格，這是因為從堪薩斯飛往奧蘭多的人多半是去度假，這類顧客對價格更敏感，而從奧蘭多去堪薩斯的人多半是出差，對價格不那麼敏感。週末的機票也相對便宜，因為外出遊玩的人多。

　　在美國，人們外出吃飯，會給提供了良好服務的侍者小費。餐館老闆一開始引入客人給小費這種做法的原因是，如果侍者提供了良好服務，顧客願意再次光臨，老闆願意付給員工較高的工資，問題在於店主很難直接監督侍者的服務質量。通過把餐點稍微降點價，並告訴就餐者，如果對服務滿意，應該給侍者一點小費，如此便能解決老闆無法全面監督服務質量的問題。有些快餐廳承諾，如果你付錢時沒拿到收銀條，就可以享用一頓免費餐點，這也是為了讓顧客來監督收銀員。

　　為什麼律師花在汽車和衣服上的錢，比同等收入的教授更多？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和才能大致成正比。「沒能跟同事保持同等支出水平的律師，會顯得比真實能力要差一些，正如沒能在打架時豎毛的狗，會顯得比實際體格小一些。」另一個原因是，跟律師們要吸引客戶相應的是，教授們要發論文、申報課題，而負責做這類決策的人不太在乎教授穿什麼衣服。

　　《牛奶可樂經濟學》中的大部分問題都很輕鬆，唯一例外的是：婦女願意忍受高跟鞋帶來的不適感，超市願意24小時營業，二者都是追求個體利益以至於會對整體利益造成損害的例子。穿高跟鞋的婦女更容易吸引他人注意，可是所有婦女都穿上高跟鞋後，她們之間的相對高度也就恢復了原貌。如果婦女們能集體決定穿平底鞋，估計所有人都會放棄高跟鞋。可是一旦有人私穿高跟鞋來獲取優勢，這一約定就會被打破。超市通宵營業的成本要高過利潤，可是由於一家商店延長了營業時間，它就能吸引很多顧客固定到那裡購物。別的超市不能坐視自己的顧客被拐跑，也延長營業時間，結果就是每家商店都通宵營業。高速公路北行車道上發生了車禍，卻使南行車道也堵了車，這是因為南行車道的司機為了滿足觀看對面車禍現場的好奇心而減速慢行。對每個司機來說，這樣做的收益（滿足好奇）大於成本（為瞟上兩眼而慢行），但總體上，卻可能會耽誤大家幾小時的時間。

第12節：我代表人民獎勵你

　　我代表人民獎勵你

　　數學天才馬克斯·普蘭克曾經對凱恩斯說，他一度考慮要從事經濟學研究，但是後來放棄了這個念頭，因為它太難了。凱恩斯把這句話作為一個趣聞，轉告他剛從劍橋來的一個朋友。他這位朋友說：「啊，這就奇怪了，伯特蘭·羅素有一次告訴我，他也想研究經濟學。但是因為它太簡易，決定作罷。」《魔鬼經濟學》、《臥底經濟學》、《赤裸裸的經濟學》、《在星巴克要買大杯咖啡：價格與生活的經濟學》等通俗經濟學讀物的湧現或許說明，經濟學教授們自知他們的理論很不簡單，要加以通俗化之後才能被人理解。蘭茲伯格在《性越多越安全——顛覆傳統的反常經濟學》一書中就說：「學會識別糟糕的經濟學理論是一種重要的技能，但是具備這種技能很不容易。」

　　對於一些經濟現象，人們能夠提出很多種解釋，不同的解釋之間顯然有高下之分，比如對超市購物車越來越大的解釋。經濟學家注意到了，在過去30年間，只有一個經濟指標始終保持著強勁而穩定的增長態勢，那就是超市裡購物車的大小。如今的購物車比1975年的購物車大兩倍。這是為什麼呢？公民活動家拉爾夫·納德認為，這是厚顏無恥的資本家操縱消費者的方法：購物車很大，如果你只買一點點東西，自己就會覺得不好意思。經濟學教授們說，這是因為以前大多數家庭裡都有一個成員（往往是太太）全職負責照顧家庭，她們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每週都去給家人採購生活用品。隨著很多女性邁入職場，這種大採購的頻率就降低了，她們每次去超市都要買回更多的東西。學生們在課堂上也提出了各種解釋：現在的房子比以前大多了，家裡的食品櫃也比以前大了很多，這樣人們每次採購時候就可以買更多食品。現在超市的購物通道變寬了，超市就可以配置更大的購物車了。最厲害的是一位叫凱文的讀者，對這一現象他提出了11種理論，其中一種是這樣闡述的：因為如果購物車變得更大、更堅固之後，要想再偷購物車就更不容易了，這對於商場而言不啻是一筆很划算的買賣。

　　蘭茲伯格提醒人們，一方面要避免好心做了壞事，一方面要激勵人們去做那些明顯利人但不利己的事情。好心會幹壞事的例子是，新奧爾良遭受颶風襲擊後，美國政府緊急劃撥了2000億美元賑災。可是政府考慮不周的話反而會讓窮人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本來窮人願意冒著房子被颶風和海浪捲走的風險，購買廉價的房子，富人購買高價但安全的房子，政府利用稅負賑災，使每個人都被迫分擔颶風帶來的風險，從而使各個地段的房價不斷趨同，新奧爾良的房價就會升高，那些願意承擔更多風險的人現在要承受更高的房價。

　　查爾斯·韋蘭在《赤裸裸的經濟學》中說：「激勵是重要的。可悲的現實是，物質刺激比良心要強大得多。」當一件事對社會有好處但對個人沒什麼好處時，尤其需要社會去激勵個人那樣做。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發現，如果性生活方面比較保守的人開放一點的話，就能夠減緩艾滋病的傳播速度，因為他們的出現能夠提高女士找到安全性伴侶的概率。問題在於怎樣鼓勵這類人變得開放，又不至於讓性活動原本就糜爛的人變得更放蕩。結果，蘭茲伯格說：「我唯一能夠想到的獎賞是提供免費的安全套。我們的目標是要把避孕套的價格降到零以下，要給使用避孕套的人以獎勵。著名記者奧利弗·莫頓曾說過，如果有些性體驗少的人是因為害羞而找不到性夥伴的話，那麼不妨由政府出資來提供約會服務：如果你能繳上一個使用過的避孕套，我們就給你安排一次約會機會。」

　　但蘭茲伯格設計的其他激勵機制像是在開玩笑而不是在傳授經濟學，他還幾乎完全忽略了良心。他說地球上的人越多越好，一個人口更多的世界更加繁榮，我們也能夠有更多的朋友分享自己的喜怒哀愁。人口增長可以促進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因為世界人口增加1倍，那麼全世界出生的天才也會增加1倍。此外，天才會互相激勵，與1000個天才相比，2000個天才更能彼此分享靈感，碰撞出更多智慧的火花。其次，更大的人口基數能給發明提供更大的市場，這樣發明家搞發明創造的動力更足。「人口擁擠並不是問題。」經濟學家索威爾說，「如果把美國得州分成很多個5000平方英尺的區域，每塊區域上建一棟房子，裡面住上一家4口，剛好把全世界人口都裝下了。」所以要鼓勵生育，「消防員搶救出來的財物都應該歸他所有，這樣能調動消防員救火的積極性。消防員承擔著救火100%的危險成本，根據共同海損原理，他應該獲得100%的收益」。

第13節：向美麗徵稅

　　向美麗徵稅

　　奧塔洛拉少年時代因為外形不濟，無法隨心所欲地結交女朋友。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為《醜陋》的書中說，俊男美女先天佔盡優勢，無數研究證明，他們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薪酬也較相貌平平的人高，尋找戀愛對像更是易如反掌。為公平起見，奧塔洛拉主張「靚人」應對「醜人」 做一點補償，由政府把徵收到的「靚人稅」分給「醜人」。奧塔洛拉的這種主張看似譁眾取寵、荒唐無稽，其實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也曾嚴肅地提出過類似的觀點。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利益分配上應當首先考慮最有利於那些處境最差者、最有利於最貧困的群體，因為不僅造成差別的社會條件是偶然的，造成差別的自然因素或者說天賦在人們中間的分配也是偶然的，因而應當把人們的天賦也在某種意義上視為社會財產，對天賦條件較低者予以補償。顯然，醜陋的人也算天賦條件較低者。

　　美國經濟學家史蒂文·蘭茲伯格在《為什麼不向美麗徵稅》一書中說，向聰明、美麗、身高等天賦徵稅，比現行的向收入徵稅更加合理。談到稅法時，經濟學家們喜歡說，要權衡公平和效率。按照傳統看法，累進所得稅是公平的，因為它讓富人承擔了更重的稅務負擔，但它沒有效率，因為它無法保持對生產行為的激勵。相比較而言，完全的人頭稅很有效率，但不公平。

　　史蒂文·蘭茲伯格不同意這種傳統的看法。首先，人頭稅對每個人徵稅的額度相同，卻被描述為不公平，這在字面上也說不通。其次，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一天24小時，你可以用這些時間來掙錢，也可以用這些時間來享樂。如果你花了一小時掙錢，那麼這個制度就認為，對你來說，公平的做法就是與你的鄰居分享一部分你的收入。如果你花了同樣的時間來享樂，這個制度就不會給你強加的義務，讓你與人分享你的利益。這豈不是很沒有道理？如果收入的差異完全是由個人選擇產生，人頭稅就很公平。

　　但在現實生活中收入的差異並非全由個人選擇造成，因為每個人天賦的掙錢能力是不一樣的，蘭茲伯格提出，應該向那些能帶來高收入的天賦特徵徵稅，「向工作成果徵稅，會讓人們不願意工作，而向智力徵稅，卻不會使人們變傻（它也許會迫使人們裝傻，但那並不是一回事）」。向特徵徵稅還有一個好處是，沒有人會為了避稅而試圖浪費這些資源，「我們可以向男性、向身高、向美麗徵稅，這些特點都和收入有關（在向美麗徵稅的問題上，很重要的一點是，只向自然的美徵稅，否則，我們就會打擊人們在洗髮水、化妝品和牙科上的消費。事實上，如果我們想要周圍都是美麗的事物，我們就會去資助美麗的事物，而不是向它徵稅）」。按照這種設想，每個人的天賦都要積極地用於掙錢，不然就會吃虧，那才真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關於代際收入分配，蘭茲伯格也提出了不同凡俗的觀點。很多人提出，為了成全後代的享受，我們應該犧牲今天的經濟發展。殊不知，我們的後代的生活水平會達到比爾·蓋茨目前的水平，那樣提議相當於掠奪我們這些相對而言的窮人，來給予那些富人——那些我們的後人。

　　他的論證是這樣的：如果美國人的人均實際收入以一種適度緩慢的速度增長，例如每年增長1.5%，那麼在不到600年以後，一般美國家庭的日均收入將會是 200萬美元。如果美國可以達到韓國在過去幾十年的增長率，那麼只需要100年的時間，一般美國家庭的日均收入將接近200萬美元。達到並保持韓國那樣的增長速度，在不遠的將來，看來是不可能了，但是在過去200年間，美國和世界的一般增長率介於1%和2%之間。如果有什麼變化，那就是，增長速度似乎在加快，而且有充足的理論依據可以說明這一過程會繼續下去。那麼可以預測，不超過十幾代，我們的後代都能像今天的比爾·蓋茨一樣富有。只不過他忽略了一點：美國人的財富在日益增加，地球上的資源卻在日益減少。代際收入分配不成問題，但還有窮國和富國的收入差異問題。

第14節：語言學家的樂與怒

　　語言學家的樂與怒

　　國外近來也有一股博客出書的風潮，由blog變成book，這類書獲得了一個名稱叫blook。3年前，兩位語言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和加利福尼尼亞大學的傑弗裡·普勒姆（Geoffrey Pullum）創建了一個語言學博客，發表語言學評論，糾正關於語言的神話。這個博客每天有5000多的訪問量，現在博客中的日誌被選編成書，名為《遠離愚蠢的動名詞》（Far from the Madding Gerund）。

　　《波士頓環球報》語詞專欄的作者簡·弗裡曼說：「語言學家是一種尷尬的身份，經常有人問他們能說幾種語言，或者對他們說，跟你在一起，我說話可要小心一點。其實語言學家不是精通數門外語的人，也不是語法警察或者語言上的無政府主義者，而是尋求事實、喜歡開玩笑、擁護語法規則的人。」

　　他們解釋為什麼愛斯基摩人並沒有20甚至150個關於雪的種類的單詞：他們關於雪的單詞跟英語裡的數量差不多，只不過會用這些單詞做詞根，添加後綴，以表達其他更加複雜的意思。這跟漢語中的現象比較類似，呂叔湘先生在《語言的演變》中說：「《詩經·魯頌》的《》這一首詩裡提到馬的名稱就有16種……《詩經》裡的馬的名稱還有好些，再加上別的書裡的，名堂就更多了。這是因為馬在古代人的生活裡占重要位置，特別是那些貴族很講究養馬。這些字絕大多數後來都不用了。」

　　兩位作者對美國高考的語法標準很不以為然，專家們認為「委員會」一詞單數複數都行，考試的時候考生卻必須把它當作單數處理。普勒姆還解構了《達·芬奇密碼》的前幾段，說它是文學史上文筆最差的小說之一。小說中有一段描寫是這樣的：「不遠處一個陰森森的聲音說：『不許動！』手膝並用正在爬行的館長身體僵住了，他緩緩轉過頭去。僅 15英尺遠的地方，攻擊者的側影正透過門上的鐵欄杆盯著裡面。他身材高大，面色蒼白，一頭稀疏的白髮。眼睛虹膜呈粉紅色，瞳孔為暗紅色。」普勒姆說：「聲音不能說話，是人說話；說聲音自不遠處傳來，卻又是15英尺之外；館長身體僵住了怎麼還能轉過頭來？側影也不能盯著看，側影只是一個影子。如果館長能看到這人面色蒼白、頭髮稀疏、瞳孔的顏色，那個人就不可能只是側影。總之，布朗的遣詞造句幾乎每一段、有時候甚至每一句都有問題。」

　　這個語言學博客中最有趣的日誌是那些針對語言學家天然的死對頭語法學家的。語言學家和語法學家之間之所以起衝突，是因為語言學家支持對語言做科學的描述，而語法警察則希望拯救文明，免得它衰亡。利伯曼和普勒姆兩位教授站在語言學家一邊，抨擊無視語言學上的事實的語法規則。

　　比如國際商標協會有一個規定，「不要把商標當名詞用，始終把商標當作限定名詞的形容詞，比如樂高積木、阿姆斯特啤酒；不要把商標當動詞用，商標是產品或者服務，不是動作，比如你不是正在施樂，而是在用施樂複印機複印。」利伯曼說，「商標當作名詞使用都是誤用這一說法是語無倫次、精神失常。商標確實不是名詞，但它也不是產品或者服務，而是一個公司聲稱他們擁有權益的一個詞。」

　　他們還貶斥了威廉·斯特倫克和E.B.懷特師徒二人合著的《風格的要素》一書。該書教導說：「用名詞和動詞寫作，不要使用形容詞和副詞。」普勒姆說：「不剔除形容詞，你就還沒學會寫作？寫作是困難的、有要求的，你可以通過數十年的練習寫下數百萬個字，然後自己加以修改或者讓別人幫著修改，使自己達到中等水平。這其中將有6%的單詞是形容詞，不管你寫的是小說還是新聞報道，寫的是好還是壞。」斯特倫克和懷特為什麼那麼抵制形容詞呢？一項針對菜單的社會語言學調查顯示：「堆砌綺麗的形容詞、過度添加修飾語的衝動，跟寫作要簡練、避免使用形容詞的警告，同樣都是社會焦慮的表現，都希望能讓自己看上去跟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稍有不同。這麼說來，斯特倫克和懷特的小書不是文體指南，而是試圖擠入上流社會的人需要看的自助讀物。」

第15節：禁而不止的髒話

　　禁而不止的髒話

　　髒話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語言現象，但鮮有語言學家對之加以研究。長期以來，髒字在辭典裡也查不到。1775年約翰遜編撰的《英語辭典》中就沒有「fuck」這個詞 。據說有位女士恭賀他避而不收錄不雅字詞，而他回答說：「這麼說來，那些字你都查過囉，女士？」 澳大利亞語言學家露絲·韋津利（Ruth Wajnryb）戲言：「光憑這句妙答，我們或許就可以原諒約翰遜博士不收入該詞的假正經做法。」

　　她在《髒話文化史》一書中說，北美有個叫「咒罵控制學院」的機構，致力於提高大眾的警覺，讓大眾意識到咒罵的負面效應。這些人認為咒罵一無是處：咒罵讓你顯得粗俗，咒罵是一種惡習，咒罵會腐蝕語言。該學院舉辦課程，教人如何減少使用粗話。只要交一筆費用，你就可以學習「馴服口舌的10大秘訣」，既改善了自我，還能改善社會風氣。

　　而在語言學家看來，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國家禁止就能放棄咒罵的習慣。墨索里尼曾推動消滅髒話的運動，用海報和大眾交通工具上的告示勸導意大利人，「為了意大利的榮譽，請勿咒罵」，但毫無效果。

　　從個體上說，咒罵詞可以早在幼兒12個月大的時候就出現。兒童的咒罵有可以預測的模式。2歲之前可用的咒罵詞語只有三四個，到上小學之前增加到大約20 個，然後繼續增加，到青春期之前達到近30個。青少年時期，咒罵率達到高峰，之後的發展則通常跟社會經濟條件有關。成人的詛咒詞語從20到60個不等，用於公開場合。

　　所以有人嚴肅看待咒罵的權利，比如美國公民奇普·洛，他發起了「凸顯不良詞語協會」（之所以叫這麼個奇怪的名字，估計是為了使其首字母縮寫剛好組成一個罵人的詞「Shit」）。該協會「致力於教育人們如何正確地使用罵人的詞，歡迎罵人達到一定水準的人免費入會」。

　　有一些團體和文化走得更遠，他們發展出獨樹一幟的咒罵風格，比如對罵競賽。參與者相互逗引，使用各種光怪陸離的髒詞，力求技高一籌地侮辱對方，「彷彿有一塊言語空間被圍起來，在此範圍內獲准打破禁忌」。在蘇格蘭，罵戰變成一種娛樂。美國的黑人社群將這種罵戰稱為「揚聲」或對罵遊戲，為饒舌樂提供了歌詞基礎。東歐猶太人也有儀式化的咒罵，「願你後退時一腳踩到乾草叉，想找東西時卻又摸到燙火爐」。

　　說髒話連英女王也不例外。1992年 12月對英國王室來說頗為不順，家裡許多見不得人的事被大肆報道：婚外情、自殺傳聞等等。英國女王在發表聖誕演說時得承認那一年過得很糟糕，但要用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這一年，總不能說「天殺的夠爛的一年」，於是拉丁文前來馳援，說那一年是「annus horribilis」（可怕的一年）。「這是一個精彩的發明」，改自較常見的「annus mirabilis」（奇跡之年），拉丁語中的「annus」（年）跟英語中的「anus」（肛門）很接近，更增添了此詞的效果。「annus horribilis」是女王在無損尊嚴的前提下所能說出的最接近咒罵的話。這種解讀是否可信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歷史上有很多資料顯示，男人比女人更經常咒罵。蒙特古說荷馬《伊利亞特》中的各位英雄一定都咒罵過，因為他們是士兵，而士兵向來都會咒罵。他認為自古以來士兵和水手特別精通咒罵的藝術，因為他們是受壓迫的人，而咒罵能舒緩壓力。雖然女性沒有任何不利於咒罵的天生條件，無論從神經、身體結構、生理機能來說，咒罵的構造對兩性來說都是相同的，但男人仍比女人更經常咒罵，這是因為男人握有更多權力（另一方面，潑婦罵人更口無遮攔，這其實也是大男性主義的表現，男性更愛面子，甚至好男不屑跟女人爭鬥）。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進入以前為男性壟斷的行業，規則也隨之改變。以前招聘面試時一些女性被拒絕，理由是「我們很願意僱用你，但這裡髒話太多了」。到「二戰」期間，軍工產業僱傭了大量女性，費城一家飛機廠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請勿咒罵，可能有紳士在場。」

　　很多髒話是世界通用的，但也有文化上的差異。胡說八道我們叫「狗屁」，西方人叫「牛屎」，「至於『牛屎』的語源，這仍是個謎。大部分人自動認為該詞與牛有關（一定是牛的某些特質讓人有此聯想），但有些人認為它跟『boule』有關，而這又聯結到多個不同的概念，如球、議會、裝飾性的木製品和白麵包」。

　　一般說到某個人外語好，就說他能用外語跟外國人罵架。但露絲提醒人們：「很少有比出自非母語說者之口的辱罵更難聽的話了。所以要是不確定該怎麼說，就用你自己的母語咒罵。音調和語氣也能夠傳達你的意思。」

第16節：女性統治的世界

　　女性統治的世界

　　迪迪·邁爾斯在這本書中說：「因為女性知道，更多的女性進入公共生活之後，我們能夠解決很多社會和政治問題。並不是說她們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憑著她們的技巧和力量，我們能夠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邁爾斯還在書中說，目前女性掌權仍面臨著強大的阻礙。她成為白宮新聞發言人時只有31歲，沒有在華盛頓的工作經歷，而克林頓又需要讓人看到他的政府中有女性官員，所以他雖然把這個職位交給了她，但同時削弱了這一職位。她的級別和薪水都比較低，責任重，權力小。美國女權運動先驅葛洛麗婭·斯泰納姆說，目前在美國女性仍被另眼相看，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孩子仍主要由女性來撫養，以至於男人在跟強大的女性打交道時，總感到他們又退回到了童年。

　　女性贏得選舉、獲得權力面臨著這樣一個兩難困境：她們必須證明自己足夠強硬，能夠勝任領導職位；但是如果她們表現得太強硬，人們又覺得她們太具有進攻性，不夠有女人味。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教授羅莎貝斯·坎特說：「要被人認為既是一個好女人又是一個好的領袖甚為困難。」對此邁爾斯的建議是，女性應該相信和展示自己的本領和成績：「踢球被認為是鍛煉領導能力的方式，帶孩子則不是，這種觀點一直令我啼笑皆非。帶孩子確實會讓我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要說服兩三個孩子看電視的時候看同一個台需要相當的外交技巧。」

　　「由於女性的權力慾不是特別強，人們將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會議室裡體會到女性統治世界的效果。隨處都能吃到蔬菜沙拉也許不像一場革命，但傳達出一種關心生活質量和個人感受的文化。」有人暢想：如果女性統治世界，世界肯定會變得更友好、更整潔，食物更加美味。那將是一個女性的世界，男人要學會適應。工業設計將以女性的體型為基礎，男人不得不努力將自己縮進公交車的座位，彎下腰去取超市貨架上的物品。餐館裡食物標準的份量將變小，那些想多吃的男人要多花錢。以女性為主的老師們將拿到更高的薪水，以男性為主的對沖基金經理們將不能因為只是在電腦上動動一些數字就每年掙幾千萬美元。街道上會有更多警察，女性晚上獨自行走的時候就不會害怕了。

　　邁爾斯說，如果女性統治世界，世界上就沒有戰爭了，母親們不會讓她們的孩子去戰場上互相殘殺。「很多母親曾經把她們的子女送去打仗，去為某種事業做出犧牲。但開戰的門檻會更高，尋找其他解決方法的動力會更足。男人的暴力傾向更嚴重。」可是從歷史上看，撒切爾夫人、以色列女總理梅厄夫人和英迪拉·甘地都曾把她們的國家帶入戰爭，她們更為人所知的是她們的勇氣而不是做出妥協的能力。實際上，有證據表明女性並不比男性的進攻性弱。西班牙女作家羅莎·蒙特羅在《女性小傳》中說：「有各種各樣的女性，歷史上也出現過殘暴的女君主，這表明婦女也可以是邪惡的，人性跟任何人一樣，能夠幹出一切美好和邪惡的事情。」心理學家們說，男人通常是比較直接地通過打斷別人的發言、無禮地指責對方來展露他們的進攻性，女人則更有可能使用集體控制手段（流言、中傷、放逐）來達到她們的目的。

　　關於女性的暴力傾向，有這樣一則笑話：美國中央情報局要面試3位間諜候選人，兩個男的，一個女的。在最後一輪測試中，他們把第一位男性候選人帶到門口，遞給他一把左輪手槍，跟他說：「我們要確定你會遵守指示，不管是什麼指示。在這間房間裡，你會發現你的妻子坐在椅子上。殺了她。」「你不會是認真的吧？」男人說，「我永遠都不會殺我的妻子。」「那麼你不適合幹這個。」中情局的人說。第二個人被給予了相同的指示，5分鐘以後，他含著眼淚走了出來，說：「我做不到。」最後，那個女的接受測試，跟她的丈夫一道。她拿著槍走進房間，槍聲響了，然後是尖叫聲和撞擊聲。幾分鐘之後，她走了出來，一邊擦著額頭上的汗一邊說：「你們沒有告訴我槍裡的彈夾是空的。」她說，「我只好用椅子把他砸死」。

第17節：中情局秘聞(1)

　　中情局秘聞

　　1994年，CIA在危地馬拉軍方中的朋友竊聽美國駐該國大使的臥室時，聽到她跟墨菲講了一段情話。她的女秘書名叫墨菲，CIA的人就傳言說這位大使是女同性戀。這個軼聞在華盛頓被廣泛傳播。但後來得知這位已婚的女大使並非同性戀，也沒跟她的女秘書上床，墨菲是她那只兩歲大的貴賓犬的名字，竊聽器錄到的是她愛撫她的狗的聲音。

　　「不僅美國的敵人，很多看過相關電視節目和電影的美國人也以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全知、全能。上當的人中包括大部分現代美國的總統。依靠詭計和相對較低的成本，一個秘密情報機構不但能夠偵察美國的敵人，還能影響國際事件——這樣的許諾太誘人了。當總統們最終要面對這一機構一錯再錯的現實時，肯定會感到難以接受。」艾森豪威爾在回顧他兩屆總統任期內CIA的記錄時，對當時的局長杜勒斯說：「我忍受了中情局8年的失敗。」他認為他為繼任者「留下的遺產將是一片廢墟」。愛讀間諜小說的肯尼迪在接見被CIA的高官譽為他們的詹姆斯·邦德的威廉·哈維時吃了一驚——他有梨子一般的體型，身為酒鬼的他連路都走不穩。

　　蒂姆·韋納的書《廢墟般的遺產：CIA的歷史》（Legacy of Ashes）8月7日開始公開發售。美國中央情報局於一天前發表了一篇聲明，對此書提出嚴厲批評。聲明說韋納的書「給中情局的過去描繪了一幅過於黑暗的畫面。他依仗斷章取義的引語、一概而論的斷語和對負面信息的沉迷，忽略、最小化或歪曲了中情局的成就。書中有各種大大小小的錯誤。蒂姆·韋納能廣泛獲取各種資料，本有機會為一個複雜、重要的主題寫出一部公允的歷史。但他沒有做到。他的偏見壓倒了他的學識。人們從《廢墟般的遺產》中讀不到CIA真正的歷史。」

　　美國媒體認為中情局此舉反而有助於這本書的銷售。對於中情局的聲明，該書的出版方道布爾迪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說：「那些頂尖的長期負責報道CIA的記者和研究CIA的歷史學家都給予了本書好評。這是一部權威的CIA歷史。」

　　關於CIA的書有一個特點：「通常在考古時，你挖得越往前，情況變得越晦暗不明。比如我們對公元前500年的希臘的瞭解要多過公元前900年的希臘。但對於歷史的一個特殊的分支中情局的研究，這個順序剛好是相反的。因為最機密的文件要幾十年之後才會解密，我們對中情局在1950年的行動的瞭解要多過對它 1995年的行動的瞭解。因而雖然韋納的書聲稱一直寫到了今天的CIA，但它對肯尼迪時期的記述要強過對克林頓時期的記述。」

　　韋納為《紐約時報》報道了20多年的情報問題，獲得過普利策獎。他在書中引用了CIA檔案中的5萬份文件，採訪了300多位中情局過去和現在的職員，包括10位前任局長。他列舉了CIA一長串失敗，認為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並沒有打造出一個一流的情報部門。

　　60年前，杜魯門吸取了珍珠港的教訓，組建了中央情報局。1953年，中情局向莫斯科派出了首名間諜，但他太不稱職了，被他的俄羅斯女傭、實則是克格勃的人給勾引了。當美國人在蘇聯外交官、科學家和軍官中間發展間諜時，蘇聯情報部門並沒閒著，他們採取的行動是派出假裝叛變的忠誠的官員提供虛假情報。所以對美國人來說發展蘇聯間諜不難，難的是要認出滲透進來的人。

　　韋納將CIA的失敗歸咎於一些該部門的高官。一位情報分析員說，該局最著名的局長杜勒斯按照情報報告的厚度而非內容來判斷其重要性。50年代的局長維斯納是個精神病，後來自殺身亡。但CIA的失敗是命中注定的，一開始它就被賦予了兩個互相衝突的目標。一個是向總統匯報收集到的情報，一個是在境外實施秘密行動。前者是一項長期的、技術性的默默無聞的工作，後者則驚天動地，所以中情局一直更熱衷於後者。結果呢？1963年伊拉克復興黨一位領袖自豪地說：「我們是坐在美國人的火車上獲得權力的。」火車上也坐著薩達姆。

第18節：中情局秘聞(2)

　　哲學和流行文化亦敵亦友

　　因為《星球大戰與哲學》、《辛普森與哲學》、《柏拉圖和一隻鴨嘴獸走進一家酒吧——通過笑話理解哲學》等圖書的出版，英國的《現在學哲學》雜誌做了一期討論「大眾文化和哲學」的專題，美國的《高等教育紀事評論》也刊發了一篇文章，討論能否通過影視節目等大眾文化有效地普及哲學。

　　哲學家的著作中即使包含很多或很形象或很風趣的說法，不懂哲學的人還是很難體會其中的妙處。比如，尼采《快樂的科學》第193節「康德的玩笑」：「康德想要做一項證明，即用一種方法使每個人沮喪失望，而每個人事實上並沒有錯——這是康德的一個秘密的玩笑。他寫文章反對有學問的人，而支持一般人的偏見；但他的文章是寫給有學問的人而不是給一般人看的。」對比較瞭解德國觀念的人來說，讀到這一段可能會覺得尼采對康德的評論很有意思，但普通讀者則會茫然。尼采在這裡指，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上帝、自由、永生這些東西超出了人類的認識能力，是不可知的。但是到了《實踐理性批判》，康德又說，為了確保有道德的普通人最終能得到幸福，必須預設上帝、自由和永生的存在。

　　對於啟蒙哲學家康德的這種出爾反爾，歷史上出現了很多批評者。海涅在一篇諷刺性的文章中說，康德之所以又請出了上帝，是因為他在破除宗教之後，出去和他的老僕人散步，突然間覺察到這位老人熱淚盈眶，於是他動了惻隱之心。鑒於他的老僕人這樣的普通人必須得有一個上帝，要不然他們就會鬱鬱不樂，他為了顯示自己不僅是大哲學家，還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就做出了這三大預設，滿足普通人的需要。威爾·杜蘭特在《哲學的故事》中嘲諷說，如果事情真是這樣，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就應該叫 「先驗麻醉劑」（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有「先驗感性論」和「先驗分析論」）。

　　哲學家著作中有一些比較形象的比喻，通過這些比喻可以比較清楚地理解他們理論上的差別。近代的認識論哲學分為英國經驗論和大陸唯理論兩大陣營。英國的洛克說，人類的心靈是一塊白板，沒有經驗之先的所謂天賦觀念或固有原理，一切知識均來源於經驗。德國的萊布尼茨則認為存在天賦觀念，但天賦觀念並不是生來就明白與清楚的，它需要經過一段發展過程，即需將人們心中潛在的普遍的知識逐漸地展開，才能成為一種非常清晰的觀念。人心既不是白板，也不是一座已經成形的雕像，而是一塊有紋路的大理石，經過加工、琢磨才能漸次成為一座雕像。當年老師讓我們為斯賓諾莎的心靈理論尋找一個貼切的比喻，這要求透徹地理解他的認識論，同時又能鍛煉形象思維能力。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坦普爾大學數學教授、《數盲》一書的作者艾倫·保羅斯還寫過一本《我思故我笑——哲學的幽默的一面》（中譯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年出版）。作者在序言說：「維特根斯坦曾經說過一句妙語，一本哲學書完全可以由笑話組成。我對分析哲學及其難題總是抱著一種興趣，我認為，在哲學抽像和日常生活的關注之間的界線特別值得探究。」

　　從劉易斯·卡羅爾充滿語言遊戲和胡言亂語的童話《愛麗絲漫遊奇境記》和《愛麗絲鏡中奇遇記》中很容易找到一些跟維特根斯坦考慮過的問題有關聯的片段。片段一：愛麗絲把手放在頭頂上，以便感到她在以哪種方式長大。片段二：毛毛蟲說：「背得不對，簡直從頭到尾都是錯的。」片段三：愛麗絲說：「停一分鐘讓人喘息一下好嗎？」國王說：「我夠好的了。只是我不夠強壯。你看，一分鐘就這樣可怕地飛馳而過。你想停止一個想像中的猛獸不成！」保羅斯分析說，這些例子的共同之處是，它們都顯示了關於某些概念的邏輯混亂。一個人用不著把自己的手放在頭頂上，來判斷他是在長高還是在變矮（除非只是他的脖子正在生長）。一個人也不可能從頭到尾不正確地背誦一首詩，因為這樣一來我們甚至不能說他是在背誦那首詩。接下來的一段，錯誤地像說「列車」一樣地來說時間。維特根斯坦的核心論點就是，很多哲學問題之所以得以產生，是由於對語言的誤用。

　　《柏拉圖和一隻鴨嘴獸走進一家酒吧——通過笑話理解哲學》等書籍則是普通人也能看明白的讀物。讀笑話學哲學的依據是，「幽默和哲學就其精髓來說都是富有人性的，就像它們的確要求的那樣，要求一種超越自我及其境況的能力」。

　　比如在討論境遇倫理學時，這本書講了下面這則笑話：一夥武裝劫匪闖入一家銀行，命令顧客和銀行職員靠牆站成一排，然後挨個拿走他們的錢包、手錶和首飾。銀行兩位會計也在隊伍中即將輪到被搶劫。一位會計突然把一樣東西塞到另一位會計手裡。那位會計小聲問：「這是什麼？」第一位會計小聲回答說：「是我欠你的 55塊錢。」

　　作者用這樣一個笑話來說明柏拉圖的美德理論：在全校教職員工會議上，突然出現了一位天使，對哲學系系主任說：「我可以授予你如下三種東西中的一種：智慧，美貌或者1000萬美元。」教授立馬就選擇了智慧。一道閃電過後，教授看上去像換了一個人一樣，但他只是坐在那裡，眼睛盯著桌子看。他一位同事小聲說：「說話呀。」教授說：「唉，我本應該選擇要那筆錢的。」琢磨一下才知道，這個笑話要說的是，在天使授予系主任智慧之前，他笨得不知道應該要錢，所以智慧是得到金錢的前提，智慧比金錢更重要。

第19節：未來屬於運算師

　　未來屬於運算師

　　《紐約時報》的文章說：「數學怎麼還會惹惱人呢？上世紀80年代末，一位名叫奧利·阿申費爾特的葡萄酒愛好者開始印行一名為《葡萄酒極品》的時事通訊，預測每年的波爾多葡萄酒會有多好。阿申費爾特這位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依據的不是酒的味道或香味，而是數據。他認為葡萄生長期間波爾多的天氣能準確地預報酒的價格。炎熱、乾燥的年份酒會非常好。專業品酒人士很不喜歡他的觀點，罵他是蠢貨、假內行。《葡萄酒觀察家》雜誌也因此停止為一切酒類通訊做廣告。」

　　但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和管理學教授、《超級運算師》（Super Crunchers）一書的作者伊恩·艾爾斯（Ian Ayres）認為，阿申費爾特是正在改變著世界的現代統計偵探運動的先驅。他說：「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馬和火車頭競賽的歷史時刻，直覺和經驗專家一次次地敗給數字運算。」那些掌握和處理數據的人將是新的經濟世界的主人，艾爾斯稱他們為超級運算師。《經濟學家》說：「一流棋手每敗給電腦一次，人類就死去一點。在這本書中，伊恩·艾爾斯解釋了在很多不那麼引人注目的領域中，人的直覺和本領很容易就會被打敗。已有的大量數據和計算能力使得自動化過程在諸多領域能夠超越人類專家，比如給葡萄酒分級、寫作電影對白和挑選書名。」

　　艾爾斯這本書的名字也是用數據運算來敲定的。他本來想給這本書取名「直覺的終結」，但用Google關鍵詞廣告隨機挑選、顯示其中一個書名做廣告後，他改變了主意：「超級運算」比他原先挑的書名的點擊率高63%。這比跟出版社的編輯討論要科學多了，證明超級運算能提高效率和生產率。但計算能力的爆炸也給大公司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使他們能夠誘惑或煩擾他們的顧客。找到消費者喜歡的商品或服務變得更容易了，讀者還沒想清楚的時候，亞馬遜網站的電腦就知道他們喜歡什麼了。而汽車銷售商也能用同樣的數據算出如何把價格和貸款利率推至最高。航空公司在取消航班時，可以通過計算推測哪些旅客更有可能被其他競爭對手吸引過去，因而優先給他們安排重新訂票。這種能力掌握在電腦手中，而不是售票人員手中。

　　艾爾斯先生預計，日常決策將變得越來越自動化，人的判斷的作用將局限於為計算式提供信息。自動化決策不久將目睹其他職業經理、放貸員等職發生的變化：他們曾經收入優厚、職責重大，現在只是呼叫中心的接線員，重複電腦提示的句子，報酬很低。

　　「但統計分析無論取得了多少次成功，仍然會受到大量懷疑甚至仇恨。艾爾斯說，這是因為統計威脅到了各領域內的專家們的飯碗。但即使對很多非既得利益者來說，依賴冷冰冰的、冷酷無情的數字而非人的本能顯得沒有生氣。艾爾斯想通過展示直覺是多麼容易出錯來消除人們的懷疑。」

第20節：語言本能是否存在？

　　他借用了一個包含10個問題的心理測驗，問題包括馬丁·路德·金去世時的年齡（39歲）、一架空的波音747有多重（18萬公斤）。回答問題的人只需給出一個他90%相信是正確的範圍。如果這10道題你估計的範圍都涵蓋了正確答案，說明你不夠自信。因為要想給出包含正確答案的範圍，只要把估計的範圍說得特別大就行了，比如馬丁·路德·金遇刺時肯定是在1歲到200歲之間。但幾乎每個人做答時都太自信了，忍不住把範圍限定得很小。人們總以為他們比實際知道得多。一般人能答對3到6道，只有不到1%的人給出了9到10個包含正確答案的數字範圍，99%的人都太自信了。艾爾斯想借此說明人們都太相信自己的直覺了。阿申費爾特用數據推算後說1986年波爾多葡萄酒的質量會很一般，而帕克依賴他的專業技能預測說那年的酒會特別好。結果阿申費爾特的預測是準確的。但統計數字總是要由人去分析和使用的，應該無法全面取代人的判斷。

　　語言本能是否存在？

　　「9·11」到底是一起事件還是兩起？可以說它是一起，因為它們毀於本·拉登的同一個計劃，相距不遠的雙塔被撞擊的時間只相隔數分鐘。但也可以說是兩起：南塔和北塔之間相隔一定的空間，是兩座不同的玻璃和鋼筋組合體，在不同的時間遭到撞擊並倒塌。一起還是兩起，這並不是類似一個針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那樣的問題，不同答案之間有 35億美元的差距。因為按照世貿大廈保險合同的規定，遭一起破壞性事件賠償35億美元，兩起賠償70億美元。結果雙方打起了官司，保險公司的律師說是一起 ——發生的是一場恐怖襲擊。世貿大廈租戶的律師說是兩起——發生了兩次倒塌。庭審時法官們對「事件」一詞的含義發生了爭議，官司打了近6年，最終協議是保險公司在賠償了23億美元的基礎上又賠了20億美元。這是斯蒂芬·平克在他的新書第一章講的故事，意在說明語言學研究並不是一門象牙塔中的學問，它跟我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息息相關。

　　再來看語言和政治的關係：由於我們的頭腦非常靈活，使我們能夠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個複雜事件。墮胎是婦女控制她自己的身體還是終止一個人的生命？在伊拉克的作為是解放一個國家還是侵略一個國家？這些都不是單純的詞語問題。

　　53歲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時代》週刊評出的20世紀最有影響的100個人之一：「他能清晰、瀟灑、幽默地傳達複雜的思想，這是他的書成為暢銷書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他的書在學術界激起的浪潮，他站在知識界一場意義深遠的變革的最前沿。」

　　60年代學界的主流觀點是認為人的心靈是一塊白板，後天教育比先天更重要，這樣教育才有改變、塑造人的可能。但1975年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一書挑戰後天論，他聲稱人類天生好戰，男性傾向凌駕於女性之上等等。平克發展了喬姆斯基的天生語法理論，認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本性。比如我們習慣於以空間的方式表達時間（「把會議往後推一個小時」）。但進化的結果並不是決定性的，人具有創造性，經過實踐的檢驗可以修正我們的認知模式。關於決定論，他常提起的是他決定不能不假思索地做自己基因的奴僕，而是選擇不要小孩，說明人還是能克服自私的想繁殖自己的基因的。

　　在新著《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一書中，平克說，通過研究語言可以瞭解思維的運作機制，就像研究微粒運動可以瞭解物理學定律。他的結論是，我們的一些內在傾向會妨礙對問題的討論。比如我們傾向於對物體做整體化的思考，「貨車要麼是滿滿的，要麼就是空蕩蕩，它會影響人們對公共問題的討論。如果我們說男性平均空間感知能力強於女性，人們本能地理解成男性是一邊，女性是另一邊，所有男性都強於女性。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應該像做統計一樣想問題，知道平均的意思」。

第21節：發掘你的經濟學家潛質

　　我們本性上的局限還包括：我們無法理解知識產權，因為我們關於財產和偷盜的觀念是建立在物質實體的基礎上的。進化對我們來說不易接受，因為我們認為適應是個人一生中的行為，而不是一個物種數代間的行為。我們容易任人唯親，因為我們關於群體的概念源自家庭和部落。語言不只是我們描述世界的工具，也是人和人之間交流的工具。所以有時我們用它不是為了交流事實而是過濾事實。「我們委婉地把賄賂說成獻金，為遊說者和議員保留顏面。我們把條約說得很隱晦，說得太清楚就沒人願意簽了。大腦和心靈，物質和比喻，科學和政治，信息和含義，這是我們的兩面性。我們不得不面對我們的精神結構的限制。」總之，平克提醒我們，我們本性中的傾向使得我們容易在推理時出錯。

　　平克的進化論語言觀的問題在於，他所謂的進化而來的人性可能只是臆測，由一些特性的存在推測說，他們一定是人類為了生存而發展出來的優點。現在好像無論人的什麼習慣做法都免不了被用進化來加以解釋，比如交通暴躁情緒，利他主義。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是，人類語言的用法是事實的存在，其由來無從追究，我們老老實實遵從就是了，否則就會出謬誤。

　　發掘你的經濟學家潛質

　　如果讓在選擇去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還是海地首都太子港下館子，你會選哪個？瑞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海地是最窮的國家之一，答案好像很明確——去瑞典吃馴鹿肉丸子！但《發掘你的經濟學家潛質》的作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認為這樣做並不明智，這並不是因為他反對吃馴鹿肉。

　　考恩認為，如果去某地方只是為了享受美食，應該觀察相反的指標。「窗戶上的鐵柵欄和籬笆上的鐵絲網，不管對居民和你本人的安全來說是多麼不妙，但都是美食的標誌。」他解釋說，收入的不平等使那裡有很多廉價勞動力生產和製作食物，也保證了那裡有足夠的對飲食有要求的有錢人。

　　考恩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是網上最好的經濟學博客「邊際革命」的創辦人之一。《經濟學家》雜誌指出，考恩這本書跟其他通俗經濟學讀物的區別是，「它揭示的不是世界運行的方式，而是我們自己的行為方式，以及如何採取實際步驟予以改進。如果你不知道考恩先生是位經濟學家，你可能會以為他是位心理學家。他描述的經濟學跟數學和利率無關，是米塞斯所說的『選擇的邏輯』」。考恩說，發掘你的經濟學家潛質的關鍵是搞清楚別人的動機，然後相應地採取正確的激勵措施。

　　錢並不是決定人的基本因素，因此金錢刺激有時會起反作用。比如，為了讓孩子幫你洗盤子，該不該答應付錢給他？考恩曾經用錢誘使女兒洗盤子，結果她洗了三四天之後就不願意幹了。「你跟她解釋說洗盤子是家庭責任，她也許不會聽從，但至少她會感到那是她的義務。如果付錢，她的動機就變了，父母成了老闆，而不是值得效忠的目標。」為了同樣數目的錢，孩子寧願去快餐廳打工，因為勞動所得的薪水象徵著他經濟上的獨立。再比如，一家托兒所開始對那些接孩子遲到的家長罰款，結果發現問題更嚴重了。罰款使家長們付出的只是一點錢，而先前接孩子遲到被視為不禮貌或者做父母的責任心不夠。

　　可以看出考恩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他說，如果要你選去收留一隻狗還是一隻貓，你應該選不招人待見的貓。狗的性情很友好，增加了它們受款待的幾率，貓天性膽怯，更容易被人們冷落。經濟學家們這樣向乞丐施捨：「以挑釁性的口吻問一群乞丐他們在幹些什麼，把錢給回答得最無禮的那個人，因為他最不可能從別人那裡得到施捨。或者問一群乞丐中的每個人，他們中誰最該得到施捨。如果他們反覆磋商，無名氏定理就應該起作用，這群人將提名一個能將財富最大化的受贈人，因此施捨能獲得補償收益。」

　　考恩為讀者提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商業會議是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東西之一，不管制定什麼樣的日程、目標和發言時間限制，會議仍然會是那樣徒勞、無聊。這是因為會議很大程度是顯示權力的，說什麼沒有誰在說重要。考恩提議在每個座位下安裝一個感應器，與會者可以以匿名方式表達自己的厭煩，當人人都感到厭煩時，就應該散會。

第22節：相信直覺

　　在博物館裡，參觀者的注意力是稀缺資源，因為博物館這類機構主要的經費來源不是門票收入，所以它們缺少開發這一資源的動力。因此在博物館參觀時，觀眾看著看著就會感到厭煩，如何堅持更長時間呢？考恩的建議是：「在每個展廳裡，你在內心問自己，你想把哪幅畫帶回家，以及為什麼，這能強迫你帶著批判的眼光去看，注意力更集中。如果警報系統關閉了，保安也不在，你該揭下哪幅畫，莫奈的還是雷諾阿的？如果想像自己是小偷讓你覺得彆扭，那就假裝你是在買畫，可以先瞭解一下藝術品行情，然後想用50萬美元可以買些什麼。想像中的預算越低，你甩掉名畫、找到有趣的和不知名作品的機會越大。另外，幾乎每家博物館裡都有很多一流藝術家的二流作品，努力去把它們找出來；每次跟不同的人一起去，這樣能迫使你通過他們的眼睛來看那些畫。如果展覽的參觀者非常多，跳過第一個展廳。那裡肯定人特別多，因為很多人還不願向自己承認他們其實並不關心牆上掛著的東西。」

　　相信直覺

　　當有人說他是根據他的感覺或直覺下判斷的時候，他的意思是他還沒有十足的把握。但伯林普朗克研究所的社會心理學家格爾德·吉仁澤（Gerd Gigerenzer）認為，在需要迅速做出決定的時候，直覺、部分的無知和選擇性遺忘比豐富的信息和嚴謹的邏輯更加重要。

　　《紐約時報》的記者問：「為什麼在現代社會直覺思維的名聲很壞？」吉仁澤回答說：「這是因為現代人認為靠直覺不夠理性。美國的國父之一富蘭克林建議他的侄子，在人生重要關頭做決定的時候，他應該像簿記員一樣，列出每種選擇的利弊，全面權衡之後再做決定。這是經典的理性的方法。」但在進化過程中，人類學會了用簡潔的方法應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有人說，複雜的問題需要複雜的解決方法。實際上，在不可預測的環境中，正確的做法與此相反」。

　　在棒球比賽中，接球的時候沒人計算球的軌跡，他也說不清楚他是怎樣做到的。他雙眼盯著空中的球，開始跑動，調整跑動的速度以便以固定的角度看到球。下意識中他的大腦為了實現目標做了很多計算，這都是在以前接球的時候鍛煉出來的。這種方法也說明了為什麼最難接的球是直勾勾地向你飛來的球——在那種情況下你無法保持固定的注視角度。

　　吉仁澤在新書《直覺：聰明的下意識》中說，部分的無知並不一定是壞事，比如，吉仁澤曾經問一群德國學生和一群美國學生，底特律和密爾沃基（美國東南部港口城市）哪個城市的人口更多，德國學生做出正確回答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很簡單：大多數德國人從來沒聽說過密爾沃基，因此他們可以推測出它應該比底特律小。而這兩個城市美國學生都聽到過，他們猜測正確答案的時候就面臨更大的麻煩。為什麼那些知道得更少的人比知道得多的人判斷更準確呢？這是因為知道得少的人要依靠他們的直覺。美國學生就不能簡單地推斷，他們知道一些信息，但是知道一個城市是汽車城，

　　另一個是有很多酒廠的工業城市又有什麼用呢？美國認知心理學家傑弗裡·埃爾曼曾經設計了一個學習語言的計算機模型，他發現要取得進步，這個程序就需要系統地忘記一些單詞。

　　做廣告的人會利用人類的認知特點。有些公司不提供關於產品的信息，只依賴商標識別。做得比較好的是貝納通，一年前，負責貝納通推廣的德斯

　　康尼自豪地宣佈，貝納通已經成為世界前6個最為人所知的品牌名字之一，這使得它的收入得到了指數級的增長。

　　吉仁澤強調的另一個觀念是「只選最重要的」，重要的決定往往以某一個正當的理由而非一組理由為基礎。吉仁澤認為，過度地分析正在對美國的醫療制度產生不良的影響。「我相信醫生在接到病人之後往往按照自己的直覺加以處理，但是由於擔心被病人起訴，他們不敢承認這一點。」結果是這個數據氾濫、瘋狂地讓病人做檢查的制度瀕臨崩潰的邊緣。他建議最好允許醫生按照他們無意識中積累的專業技能行事。

第23節：借助數學看世界

　　直覺在什麼情況下做不出正確的判斷呢？吉仁澤舉的例子是「9·11」之後，很多美國人不乘飛機了，改為駕車。搜集一下數據會發現，恐怖襲擊之後，駕車的里程上漲了5%，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增加了1500人。「他們屈從了內心的恐懼，結果更多的人死在了路上。通常人們害怕的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害怕一次死掉好多人。每年美國有4萬人死於交通事故，但很多人並不在意，但如果一次死掉3000人，就會引起很大的恐懼。這可能是進化造成的。當一隊人馬在四處遊蕩的時候，在一個地方死掉很多人會危及整個群體的生存。這種直覺一直延續至今，人們害怕災難、西非的殺人蜂這類東西。所以下次發生恐怖襲擊的時候，再出現這種恐懼感時，人們要對自己說，這次我不會聽從直覺，因為我知道飛行仍然比駕車安全。」

　　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講的是一個年輕人，沒有聽信他的直覺，果斷地殺掉他的叔叔為其父報仇。如果哈姆雷特聽從了他的直覺，這部戲會是什麼樣子？吉仁澤說：「這不是一個科學問題。但是這部戲應該會短一些，可能被殺掉的人會更少一些。」

　　借助數學看世界

　　學習更高深的數學可以開發人的思維能力，讀了美國人約翰·艾倫·保羅士所著《數盲》一書之後發現，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學到的數學知識除了算賬和開發思維能力之外，充分加以運用之後還能得出很多奇妙的結論，對此沒有通過學習高等數學開發智力並不要緊。

　　比如那個著名的設想：猴子能不能在打字機上敲出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來。在哲學史上，黑格爾區分了壞的無限和真的無限，由此可以把猴子打莎劇的過程劃歸壞的、單調的無限。數學博士保羅士的回答是：「發生這件事情的概率是1/35的N次方，N是《哈姆雷特》的字數，35是鍵盤的字符數。在所有實際應用中，這個數都可以看做接近於零。一些人卻把這麼點概率當做可能性的證據。事實上，猴子們要是想寫長篇著作，它們不會選擇敲鍵盤，而是會選擇進化，那樣更有可能寫出《哈姆雷特》來。順便說，為什麼沒人考慮這個問題：莎士比亞隨機地變化他的手臂肌肉，就能像猴子那樣在樹上隨意跳躍騰挪的可能性有多大？」

　　現在喜歡談論和瀏覽星座運程的人相當多。星象學認為一個人出生時，行星的引力對他的性格有影響。保羅士說，接生的醫生在接生時對嬰兒作用的力遠大於行星的引力。一個物體對新生兒的萬有引力與該物體的重量成正比，這就意味著，如果嬰兒由胖的產科醫生接生，則這些嬰兒將具有某些相同的性格。如果由瘦的產科醫生接生，就具有另外一些性格。這顯然是一個會讓相信星象學的人感到非常尷尬的結論。像保羅士這樣用數學思考問題，這個世界會少幾分神秘，卻會多幾分優雅，少幾分奇幻，多幾分奇妙。「如薩根所說，讓人從占星術或其他偽科學中解脫出來的最好辦法是讓他學習真正的科學。科學的結論同樣令人驚奇，但比偽科學多了真實這個優點。」

　　保羅士還在書中講解了如何正確理解統計數字。最近英國人出了一本專門幫普通人把握統計數字的書，《並非老虎——看穿數字世界》（The Tiger that Isn't： Seeing Through a World of Numbers）。

　　該書從簡單的概念寫到複雜的概念，從最簡單的概念寫起：算出一個數有多大。這比你想像得要難。英國政府許諾5年間要在兒童看護上花費3億英鎊（6億美元），乍看上去這非常多。只有經過計算之後你才能意識到那不過等於每個家庭每週1.15英鎊。

　　作者們指出，大多數人腳的數量高於平均數（只要有一個只有一隻腳的人就會把平均數降到2以下）。收入則沿著另一個方向變化：因為一些億萬富翁的存在，大多數人的收入低於平均水平。

　　英國消費者的負債水平又創新高，達到了1350萬億英鎊。無人時開著的電器在英國每年產生400萬噸導致全球變暖的二氧化碳。老年女性飲酒的話，患子宮癌的危險將增加一倍。這些是最近登上報紙頭條的報道，但我們該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嗎？

第24節：微物之神

　　BBC的廣播節目「多多少少」的製作人邁克爾·布拉斯蘭德和主持人、經濟學家安德魯·迪爾洛特告訴讀者如何避免上統計數字的當。一個重要的訣竅是要注意數字的背景。單獨看，1350萬億英鎊確實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但迪爾洛特指出，如果有更多的財富來償還債務，龐大的債務本身並不是問題。英國的人均財產是債務的5倍，顯然完全不是一個人人瀕於破產的國家。所以有時新聞的標題只是看上去很像老虎的帶花紋的樹葉。

　　英國人懶得關電器就會多產生很多二氧化碳？400萬噸其實只相當於美國7小時的排放量。老年女性每天喝兩杯酒患子宮癌的可能性增加1倍，其背景是每4000名女性中才有1人有患子宮癌的可能，即使增加1倍對貪杯的女性來說也不是多麼大的危險。作者們用幽默和常識看穿了很多別的「老虎」，比如使用手機生腫瘤的危險，氣溫上升11 攝氏度等等。在書的結尾，世界讓人感覺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可怕。數字現在比過去重要得多。科學家、政府和媒體常常會引征統計數字，但它們總是會有意無意地利用數字為自己說話。該書為一個不可靠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指導，給讀者提供了在理解官方說法時所需的精神炮彈。

　　微物之神

　　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爾這樣分析凡高畫的《農婦的鞋》：「在鞋具磨損的內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著勞動步履的艱辛。聚積在硬邦邦、沉甸甸的破舊農鞋裡的，是那永遠在料峭寒風中、在一望無際的單調田壟上堅韌而滯緩邁動的步履。鞋幫上沾著濕潤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臨，這雙鞋底在田野小徑上踽踽而行。在這鞋具裡，迴響著大地的無聲召喚，顯示著大地對成熟穀物的寧靜饋贈，表徵著大地在冬閒的荒蕪田野裡朦朧的冬眠。這器具浸透著對麵包的穩靠性無怨無艾的焦慮，以及那戰勝了貧困的無言喜悅，隱含著分娩陣痛時的哆嗦，死亡逼近時的戰慄。」畫中的鞋子這樣一種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顯示了人在世界上的存在。

　　在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主編的文集《激發思考的物品》中有一篇芭蕾舞鞋的故事。主人公麥迪娜在她的故事的開頭說，她曾經是一名年輕的芭蕾舞演員：自我沉浸，以自我為中心，自我欣賞，迷戀自己的外貌和動作。到了故事的中間，她認為自己永遠也成不了世界一流的舞蹈演員，她就收起了自己的舞鞋。至此這個故事還很普通，但故事的結尾發生了一個轉折。成年後，麥迪娜覺得自己仍然喜歡跳舞，但她已經不再滿腦子想著自己，她又穿上了舞鞋，這次純粹是為了舞動、音樂和藝術帶來的樂趣。她的舞鞋讓她看清了自己。

　　雪莉·特克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社會學教授，近20年來，一直在MIT進行科技文化的相關研究，由於同時具有社會學及臨床心理學的訓練背景，使得她的研究結合了心理學的方法以及社會、文化的觀察，著有《屏幕上的生活：網絡時代的認同》和《第二個自我：電腦和人的精神》等書。這本文集是她的學術討論班的成果之一，她要研究日常用品和人的心理。她認為這個角度讓她找到了使一個功利主義社會顯得更加有思想性的方法：不是聚焦於缺少什麼，而是聚焦於事物本身。「我們據以思考的東西」指那些會激發人的聯想和回憶的很普通的東西。在一個人們難得有機會停下來思考的社會，她的這個想法非常好：治癒沒有靈魂的消費主義的辦法正是事物本身，「倡導冥想的人要他們的徒弟什麼也不想，這種做法也許是大錯特錯。那些想像宇宙整體或白牆上的十字架的人可以轉而訓練自己盯住一些尋常的東西」。

　　這樣的物品包括一根擀面杖、一台吸塵器、一輛1964年產的福特轎車等。特克說：「束縛思想的並非這些東西的日常性，而是這些事物周圍發展出來的文化，這種文化說思考尋常的事物沒意思。問題是人們忘記了他們的經歷的豐富性，但當他們盯住一個尋常的東西時，就有機會搜尋他的生活，對過去的知覺變得更加豐富，更能瞭解自己。」

第25節：撲克玩家

　　比起這些對影響了自己的情感和生活的小物品的記述，杜克大學民用工程學教授亨利·佩特羅斯基(Henry Petroski)關於牙籤的433頁的巨著就好像不過是精力過剩的產物。他寫過一系列關於鉛筆、手電筒、門把手、廚房的水槽的書，「讚美了日常生活中的天才、優美的功用和無處不在的浪漫。但牙籤雖然稍微比訂書釘、索引卡片和洗衣機有趣些，可是肯定不及氫彈、半導體和細菌那樣令人興奮。訂書機缺少男性假髮、女人的裙撐的人類學意味，缺少胸甲的光芒和氣概以及馬鐙和鞋帶的歷史影響」。

　　自16世紀起葡萄牙人就開始用橙木製造牙籤銷售了。南美人隨後學會了這種做法。3個世紀之後，波士頓一位簿記員在訪問巴西時發現當地人的牙齒都非常漂亮。他認為這要歸功於當地人使用牙籤。傳說查爾斯· 福斯特回國時帶回75箱牙籤。在進口了一批之後，他想如果能解決如下兩個問題的話他一定能掙到很多錢：想出如何用機器高效地生產牙籤，還要說服美國人去購買，因為很多美國人覺得拉美人在就餐時使用牙籤很不禮貌。到19世紀60年代中期，福斯特和他的同事們造出了生產牙籤的設備。傳說他僱傭哈佛大學的學者，讓他們在餐館吃完飯之後高聲地索要牙籤，這是一個很管用的市場策略。

　　撲克玩家

　　2006年第5期《紐約書評》介紹了兩本關於撲克的書。一本叫《獨一無二：最傑出的撲克玩家安格爾的興衰》，另一本是《教授、銀行家和自殺天王：揭秘賭注最大的遊戲》。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作為開放的民主社會，跟歐洲封閉的等級社會的一大區別是，前者相信運氣。在美國，階級之間是流動的，從小木屋踏入白宮並不是做白日夢。「生活在民主的波動中，他們總能看到運氣的身影，於是希望無論幹什麼的時候都有運氣相助。」托克維爾說這話時候，撲克還只是流行於在美國內河上的賭博遊戲，漸漸就流傳到北部和西部。到19世紀初，撲克已經成了美國全國性的遊戲，成了美國人心靈中內在的東西，就像國際象棋之於俄羅斯人、板球之於英國人、賽車之於意大利人。沃爾特·馬修說：「撲克放大了成就了我們偉大的資本主義最糟糕的一面。」他的意思是撲克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最純粹、最殘酷的形式：弱者破產，適者憑借計算、洞察力、自制力、欺騙和對冤大頭絕不客氣的決心倖存下來。

　　過去的職業撲克玩家喜歡戴大禮帽、白手套，穿黑色上衣。現在他們喜歡穿短夾克，戴棒球帽。但是他們的運氣觀是一致的，都認為玩撲克跟下象棋一樣，靠的是技藝，長遠來看水平更高的人終將獲勝。職業玩家認為自己跟藝術家一樣，遊蕩在體制之外，不需要聽命於老闆，沒有時間表的約束，完全靠自己的天賦吃飯。

　　安格爾就是一個公認的撲克天才。他父親經常賭馬、放高利貸，在紐約下東區開有一家酒吧，是小混混經常光顧的地方。安格爾出生於1953年，從一年級開始，每天放學後安格爾就跟姐姐一起去酒吧玩。他聰明好勝，不喜歡上學，但是對數字很有天賦，智商高達185，讀六年級的時候就幫不識字的父親記賬。他對傳記作者說：「從7歲開始，我就看我媽打撲克，幫我爸做賬。還不能自己繫鞋帶的時候，我就懂讓分賽了。」如果他父親活著的話，可能會讓他好好上學，但是安格爾14歲的時候他死了。輟學後安格爾進了一個非法賭場工作，很快就所向無敵。

　　他打牌很有心眼，但是不懂潛規則。別的職業玩家不但會玩牌，風度也好。業餘玩牌的之所以明知會輸還找他們玩，就是因為他們有意識地讓那些人感覺輸了更有面子，顯得他們很有錢或者很大度。而安格爾一旦開始賭，競爭的本能就蓋過了常理，發怒時候還撕牌甚至出手打人。他不僅一輩子沒學會使用刀叉，還從來都沒有自己的銀行賬戶和信用卡。1980年第一次贏得世界撲克大賽的時候，他因為沒有社會保障卡而無法及時領到獎金。第二年他又獲勝的時候，「格裡芬秀」請他上節目，得到400美元的報酬，他自豪地說：「這可是我一生中領到的全部薪水。」

　　16年後，安格爾第三次在世界撲克大賽中奪冠，但他的生活已經一團糟。厭倦了撲克的時候，他就去賭球、賭馬，當玩的是52張牌的時候他能算得很準，但當賭的是有血有肉的馬和足球運動員的時候，勝敗的機會就很難預計了。在紐約他債台高築，遂遷往拉斯維加斯。在那裡賭博是合法的，因而可能不如在東部時刺激，於是他開始吸毒。到1997年，由於吸毒過度，他的一隻鼻子都塌了，就像被刺破的輪胎。他的身體徹底垮掉了，差點沒能說服別人借他1萬美元的比賽入場費。這次奪冠他贏得了100萬美元，一半歸了贊助他的人，餘下的幾個月就被他揮霍完了。6個月後，他被發現死在拉斯維加斯市區一家破爛的賓館裡，年僅45歲。安格爾一生中贏了3000萬美元，到最後他的朋友還要在他的葬禮上集資幫助他的寡妻和女兒。

　　安德魯·比利是一位銀行家，還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數學家，研究過費馬大定理，他覺得自己雖然在經驗和本能上比不上職業撲克選手，但是很想靠自己的才智和決斷力跟他們過過招。第一次去賭城，他贏了 10萬美元，職業玩家認為是好事，自覺運氣好的他肯定還會再來的。回去之後比利自己編了計算機程序，反覆演練，相信通過完美的計算能夠戰勝職業玩家。可是拉斯維加斯不是他的家鄉，他在那裡從沒睡過好覺，而且「惡虎難敵群狼」，時間久了計算能力就會降低，最後他輸了大概有幾百萬美元。但是他也曾贏過1200 萬美元，對一個業餘人士來說已經很了不起了。

第26節：拉丁語的妙用

　　拉丁語的妙用

　　為什麼學習拉丁語的人增多是好事呢？會拉丁語就能體察到埋藏在西方世界表層下的古羅馬地層，等待你的將是500年的西方文學，以及數千年的拉丁語詩歌和散文。

　　英國記者哈利·芒特（Harry Mount）小時候學過拉丁語，他寫了一本關於拉丁語的普及讀物，去年在英國首版，副標題叫「如何愛上拉丁語」，日前推出的美國版的書名是《抓住今天：在生活中用一點拉丁語》（Carpe Diem： Put a Little Latin in Your Life）。

　　《紐約客》的文章說，36歲的哈利·芒特畢業於牛津大學，9歲起在學校學習拉丁語，他深深體會到了懂拉丁語的好處，「懂拉丁語就像戴了一副X光眼鏡，無論到哪兒，都能體會到知識帶來的樂趣」。

　　比如在參觀大都會博物館的古希臘羅馬藝術館新館時，他對著一根愛奧尼亞式立柱沉思道：「記住dick這個詞很有用，如果你能原諒它的粗俗的話。多利安式、愛奧尼亞式、科林斯式、複合式的首字母縮寫是DICC。愛奧尼亞式是一種很女性化的風格，就像女孩子的卷髮。」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專有一章解釋「為什麼在民主社會裡研究希臘和拉丁文字學特別有用」，因為古代文學可以有效地抵消民主社會特有的缺點，「古人在情節的描寫上有令人佩服的技巧和匠心。他們的作品沒有匆忙或隨意下筆的痕跡，所有的作品都是寫給行家看的，字裡行間都是對於純美的追求」。

　　傑斐遜9歲起在弗吉尼亞一位蘇格蘭教士開辦的學校裡學習拉丁語和希臘語。留存至今的傑斐遜藏書中他看得最勤的是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他認為高中生應該學習拉丁語、希臘語和法語，學習語法，練習閱讀和翻譯，背誦一些名篇。

　　傑斐遜之後的40位總統中有31位學習過拉丁語，其中很多位水平還很高。西奧多·羅斯福在哈佛學的是古典學。尼克松對拉丁語挺有天賦，在高中時考過第二名。克林頓高中4年學習拉丁語時最愛讀的是愷撒的《高盧戰記》。布什父子在同一所高中學過拉丁語，該校的校訓是「Non Sibi」（不為自己）和「Finis Origine Pendet」（結局繫於開端）。

　　布什趕上了美國古典傳統的末班車。自從他1964年高中畢業之後，學習拉丁語的人在美國大幅度減少。1905年，56%的高中生學習拉丁語，1977年只有6000人參加全國拉丁語考試。目前呼聲很高的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的專業都不是拉丁語。希拉裡·克林頓和奧巴馬學的是政治學。這跟美國國父那一代大為不同。美國學生學習拉丁語的風氣近來有所回潮。2005年參加全國拉丁語考試的人增加至134873人。

　　為什麼學習拉丁語的人增多是好事呢？「並非所有的羅馬人都是道德上的典範——卡裡古拉的拉丁語就非常好。學習拉丁語的人也不會全都變成傑斐遜。但是瞥一眼過去能讓他們以更全面、更豐富的視角看待現在。會拉丁語就能體察到埋藏在西方世界表層下的古羅馬地層。等待你的將是500年的西方文學，以及數千年的拉丁語詩歌和散文。

　　「學習拉丁語和英語的互譯能夠鍛煉思維能力。因為拉丁語是一門已經死去的語言，不像活著的語言一直在發生變化，在翻譯時就沒有變通的空間。如果你沒有準確地理解一個詞的意思，或者一個語法規則的運用，你不會僅僅有所偏離，而是徹底搞錯。」

　　拉丁語現在只在特定的條件下才被使用。如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說拉丁語，要麼是為了炫耀，要麼是當做托辭。用英語說「我撒了個謊」你會被解雇，但如果你說成「我對真實性比較節儉」，你就能免掉麻煩。

　　有人說：「拉丁語就像知識分子圈的意第緒語，作為一個身體不太好（de modis negandi）的人，我總是希望收到赴宴的邀請（de modis negandi），對這樣的邀請我很少說『不』（de modis negandi）。這樣說話，大部分人都不知你說的是什麼，這多酷啊。」

　　在日常會話中夾雜拉丁語時要非常小心。想用拉丁語來顯擺自己的學識往往達不到目的，因為別人聽不懂。很多人使用拉丁語詞時也不知道它們原本的意思，比如 candid的意思是純潔的、乾淨的，以它為辭源的candidate卻是候選人的意思，這中間的聯繫並不明顯。這是因為，在古羅馬，舉行選舉時，為了讓站在人群中的候選人比較顯眼，會在他們的袍子上撒一些白灰。

　　但有時在英語中使用拉丁語能夠加強語勢，而不是被人笑話。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1992年用拉丁語說那是「可怕的一年」（annus horribilis）——溫莎古堡失火、查爾斯王子、安德魯王子和安妮公主的婚姻紛紛破裂，如果她用英語（a horrible year）表達同樣的意思，效果就不會那麼好。

第27節：嘻哈族的馬基雅維裡

　　嘻哈族的馬基雅維裡

　　《紐約客》的編輯尼克·鮑姆加丁寫道：「48個法則中的第一個是，永遠不要比你的主子更搶眼。不要蓋過你的老闆、贊助人和老師的風頭，他們於你有恩，要讓他們高高在上。格林用違背和遵循了這些法則的歷史事例來闡釋它們。第一個法則的事例分別是，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尼古拉斯·富凱舉辦的派對過於奢侈，路易十四判了他終身監禁。伽利略聰明到不僅發現了木星的衛星，還知道用梅迪奇家族的姓命名它們。格林說，不要誤以為時代不同了。每一個交易台、每一個行政事務處、每一個車間都有它的太陽王。你只需要認出他來。」

　　美國服裝公司的創始人多夫·查尼（Dov Charney）說他買了400本《權力的48個法則》，他喜歡把這本書送給那些被他解雇的僱員。但有人覺得這些法則不道德：「到第36條法則，你開始覺得自己行為不端，開始擔心自己的品德。到第44條法則，你已經認為自己大體上是不道德的，整個世界也是如此。到第48條法則，你會說，好吧，誰是我的第一個犧牲品？」格林自己的辯解是：「如果世界就像一個風雲變幻的大球場，我們被限制在其中，選擇不參加比賽是沒用的。那會讓你失去權力，而沒有權力會活得很悲慘。」查尼說：「我相信存在著神聖的法則。也許一共有51條，也許是36條。也許還沒有語言的時候就已經有這些法則了。」（格林最初寫了52條法則，但出版商覺得52很容易讓人想起一年有52個星期、一副撲克牌有52張牌，格林就壓縮到了48條。）查尼認為，奮鬥受制於一些法則，因為格林指出了這些法則而責難他，這未免有些荒唐。「他就像牛頓，牛頓沒有發明地心引力。為什麼羅伯特要為人性的缺憾負責？」

　　格林說權力的法則跟兵法是相通的，如第42條，擒賊先擒王，第15條，徹底剷除對手。有人懷疑這會引發饒舌界的暴力活動，格林說街頭的暴力活動本來就有，跟他的書無關。仔細讀完全書的讀者都會明白，激情和暴力是最無力的行動。

　　除了道德與否之外，人們好奇的是，為什麼近年饒舌歌手對這本書推崇備至。權力的第5條法則是：「名聲如此重要，值得用生命去保護。」嘻哈音樂製作人普立爾將它改寫成「名聲是權力的基礎」，並將這句話文在了胳膊上。歌手把這本書寫進歌詞，坎耶·維斯特唱道：「我讀過的書裡，唯一能使我寫的是《權力的48個法則》。」接受採訪時他們也會提到這本書：「《權力的48個法則》說，最糟糕的做法是在你周圍築起一個堡壘。」他們還把它當作在音樂行業搏殺的指南。

　　嘻哈樂手之間的爭鬥都是地區性的，他們的注意廣度有限，好像不太可能去吸收《權力的48個法則》中關於法國情婦、意大利貴族和美國商人的警世故事。不過，現在的嘻哈樂手已經把持了流行音樂界的主導權，開始讓人認為他們是有頭腦的、白手起家的百萬富豪，而不再是自暴自棄的街頭小混混。

　　鮑姆加丁注意到：「現在關於如何獲得和使用權力、如何影響他人的書有很多，但是對此格林在他的書中一概不提，他寧願念叨克爾凱郭爾和基辛格，他的讀者也是這樣，用拿破侖、漢尼拔或者馬薩林的宏偉策略來思考爭奪地盤和辦公室政治一類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就顯得不是那麼微不足道了。」

　　《哈姆萊特》中波洛涅斯對兒子雷歐提斯說：「有幾句教訓，希望你銘刻在記憶之中。」這些教訓包括「盡你的財力購制貴重的衣服，可是不要炫新立異，必須富麗而不浮艷」；「不要向人告貸，也不要借錢給人」。《了不起的蓋茨比》的開頭是：「我年紀還輕，閱歷不深的時候，我父親教導過我一句話，我至今還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你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你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這兩本書說明，世家子弟到了該闖蕩社會的時候，他們的父親會告訴他們一些權力的法則。可是現在嘻哈樂手仍沒有機會上大學，他們也無法從父輩那裡親炙什麼做人的道理，只好自己從書中去學了。

第28節：訃告閱讀之趣

　　訃告閱讀之趣

　　美國女作家瑪裡琳·約翰遜在《先上訃告，後上天堂》一書中概括了訃告好看的原因。「訃告的內容其實並非死亡。不錯，它們是由死亡引發的，但內容卻是生活，它們充滿了生氣。好的訃告如雪天冷冽純淨的空氣般醉人，像眼科醫師放在你眼前的鏡片一樣，讓世間的一切驟然清晰起來。」

　　她認為訃告中蘊含著新聞行當裡最富創造性的文字，「任何優秀的訃告，其最重要的價值在於，當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去世時，以最快的速度讓我們知道自己的損失。優秀的訃告，能用文字重現它的主人公。訃告表現的是對死者的敬意，緬懷這個曾在人世閃爍然後逝去的生命。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一種挑戰，是向上帝或群星揮舞的拳頭」。但「訃告表現對死者的敬意」這句話不能一概而論，因為訃告寫的也有可能是一位獨裁者或者大毒梟。

　　讀訃告的另一個好處是能瞭解到很多知識，這也是訃告作者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每一天都要迅速成為某個人或某一領域的專家，從海底製圖、汽車史、集郵，到內分泌學」。會被寫入訃告的人好多都是影響了我們的生活的人，是某一種事物的先驅：貓沙的發明者（使貓進入了更多人的家庭）、卡車司機民謠先驅、海浪音樂先驅，還有口蹄疫防治先驅、冷凍蔬菜先驅。「先驅看多了之後，看到某人訃告中只說此君將新鮮出爐的爆米花引進劇院，總感到不對勁兒，覺得未免太輕描淡寫了。」

　　外人都對預先準備的訃告比較感興趣，有些訃告甚至會註明其作者已經去世多年了。《紐約時報》就預先為1200多位大名鼎鼎的男人或是女人準備了訃告，他們在其中佔據一席之地的原因是年齡、疾病或者所從事的高風險職業，如美國總統。但瑪裡琳說：「我一直不大喜歡那種為大人物提前寫就的長篇訃告，其文風顯得沒有生氣，成噸的信息，硬生塞進呆滯死板的套子裡。它們跟出自常設訃告作者之手的文章太不一樣了。常設作者寫的是不那麼有名的人，或是突然死掉的名人。這種搶在截稿前幾分鐘完成的作品如水銀瀉地，靈活流動，變化多端。常設作者必須緊盯死者，尤其是猝死者，那種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濃縮之感猶如電流一般充斥全篇。這是一個活著的人在死者的亡靈飄逝而去時極力抓住一縷幽魂。」

　　《經濟學家》雜誌卻幾乎沒有預置的存貨，大概只有4份。該刊編輯無奈地說：「有的作者說，事情發生後，才知道該寫些什麼。我一直想讓政治版的編輯提前寫寫瑪格麗特·撒切爾，可那個編輯就是不幹。」

　　《經濟學家》曾經有一篇訃告寫一個古巴最長壽的人，《紐約時報》的訃告寫作的規矩之一卻是，避免在訃告中宣稱某人是「全日本年齡最長者」、是「最後的內戰遺孀」或「某電視劇諸位演員中最晚辭世的」，只要涉及「最」這個字，統統被認為不吉利，有失實的危險。但是他們也免不了說某人是「在揚基體育館兜售貨物時間最久的小販」和世界級的跳蚤研究專家。

　　由於整本書的形式是對個人經歷的記述，跟英國數位訃告編輯的會面、跟《紐約太陽報》的訃告編輯一起參加阿瑟·米勒的葬禮等等，沒能論及訃告編輯的所有環節。對此2006年9月《紐約時報》訃告版編輯的答讀者問是一個很好的補充。瑪裡琳說，英國報紙往往對逝者的死因一筆帶過，英國人私下裡認為，美國佬對醫學細節的熱衷讓他們覺得噁心。如果倫敦報紙提到死因，它們喜歡採用的方式是自然流露。該報編輯說，英國報紙不提死因是出於禮貌和尊重當事人的隱私，而美國人已經不太忌諱這個了。「我們總是忍不住想說某人是老死的，但是一位醫生跟我們說，沒誰是老死的。我們要麼死於癌症，要麼死於腎衰竭。人人都是死於某種原因，這沒什麼好害臊的。」

　　報紙偶爾會讓大活人成為訃告的主角。 2003年12月《紐約時報》發了一個更正聲明：「本版昨日刊載的一則訃告所報道的舞蹈演員凱瑟琳·塞格瓦之死不確」（她差不多兩年後才去世）。1938 年，《每日電訊報》就曾錯誤地刊發了科奇·胡特普太太的訃告，令該報編輯引以為豪的是，此後50年，所有寄給她的賬單統統都被她寄回發件人，上面寫著「此人已死」。

第29節：奢侈品的民主化

　　奢侈品的民主化

　　美國《新聞週刊》駐巴黎記者達娜·托馬斯寫了一本書，名叫《奢華：奢侈品是怎樣失去其光澤的》（Deluxe： How Luxury Lost Its Luster），她在每一章的開頭都放了一段引文，這些引文從各方面刻畫了人類對精美、華麗、昂貴的物品的迷戀，夏奈爾、蘇格拉底、卡爾·拉格菲爾德和西塞羅等人的話準確說出了我們渴求奢侈品的是與非。蘇格拉底曾經說：「知足是天然的財富，奢侈是人為的貧困。」該書第一章引用的是夏奈爾的話：「奢侈品是必需品完成之後人們開始需要的必需品。」最後一章引用的是卓別林的一句話：「我能想像的最悲哀的事情是習慣了奢侈。」這種悲悼之情是托馬斯全書的主調。

　　托馬斯已經做了12年的文化和時尚記者，《紐約時報》的書評說她這本書「是一部乾淨利落、輕鬆詼諧的社會史，既紮實又有趣。她遊覽了法國的香水實驗室、拉斯維加斯的購物中心和中國的裝配工廠，描繪了奢侈品行業從設計到推廣和銷售的各個環節」。

　　今天的奢侈品產業是一項價值1570億美元的買賣，35個大品牌佔據了60%的份額，最大的6個品牌的收入超過10億美元。大多數奢侈品品牌在100多年前都只是出售手工製品的家庭店舖，今天這些公司仍使用創建人的名字，但已經變成全球性的品牌。

　　托馬斯寫道：「傳說古希臘雕塑家菲迪亞斯曾提出用便宜的鍍金大理石建造雅典娜的塑像，這一提議被雅典的公民大會否決了，他們認為這樣做會丟盡顏面，堅持要用黃金和象牙。他們不想省錢，只想炫耀。今天的人也一樣。」

　　好萊塢既推廣了奢侈品，也造成了它的衰敗。作者寫道：「好萊塢跟奢侈品的關係既悠久又複雜。在鍍金時代，從20年代到60年代初，經營電影工作室的都是勢力強大的巨頭，電影界非常富有。角色口音時髦，住在豪華的房子裡，有一大批下人，穿得珠光寶氣的，讓觀眾們非常嚮往。迪奧非常勢利。他認為活生生的、會喘氣的貴族在審美上要高於舞台和銀幕上蒼白的模仿者。」

　　過去奢侈品雖然只有少數人享用得了，但選材嚴格、做工精良。現在奢侈品有普及的趨勢，但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和獲得更多的利潤，各大公司大幅度提高售價，並想方設法地降低成本：使用廉價原材料，將產品的製造外包到發展中國家、用流水線代替手工製作。還有一些小伎倆：把袖子剪短半英吋（一位僱員對作者說：「剪到1000件你就知道會省下多少了」）；用毛邊代替褶邊；以「女性其實不需要為由」不加襯裡（《紐約時報》一篇題為《出售普拉達的惡魔》的書評中說：「我有一件LVMH的肩帶式裙子，沒有襯裡，而且是白色的，這意味著有時用得到襯裡。但如果他們的總裁通過強迫我展示我的內衣能積累到21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那我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很多售價1000多美元的名牌包都是在中國生產的，但沒幾個上面貼著「中國製造」的標籤。「如果貼的話，也會貼得很隱蔽。大多數貼的都是意大利製造、法國製造、英國製造的標籤。各種品牌都想法避開中國製造的標籤。一個品牌的中國製造標籤是貼在外包裝上的，以後會被撕掉。另一個品牌整個包除了帶子都是在中國生產的，包被運到意大利，安上意大利生產的帶子。」

　　在20世紀初，每個奢華的香水品牌都會僱用一位調香師，就像餐館要僱用廚師一樣。「普瓦雷的調香師跳槽去了巴度。Lanvin的一位調香師做出了Arpege。」香水過去是調香師根據他們關於一種特殊香味的想法構想出來的，現在則是按照銷售員根據市場調查和銷售數據撰寫的報告調配而成的。奢侈品工業為了營利，「犧牲了它的誠信、損害了它的產品、玷污了它的歷史、欺騙了它的消費者」。

　　現在有近40%的日本人擁有一件路易威登的產品，到2004年美國女性平均每年購買4只以上的手袋。提高產量會不會影響產品質量呢？托馬斯在書中說，日本顧客經常退回其缺陷對法國和美國買家來說是可以接受或覺察不到的商品，日本分部甚至會整船向法國總部退回貨物，退貨說明上寫著「請在巴黎銷售這些貨物」。

第30節：完美的混亂

　　完美的混亂

　　有些人的家裡和辦公桌上總是亂糟糟的。這不只是因為有些人生性懶惰、邋遢。80年代有過一本很火的書叫《熵：一種新的世界觀》，把普朗克曾經說過的科學道理向社會領域推廣：「在任何自然的（不可逆的）過程中，凡參與這個過程的物體的熵的總和永遠是增加的。」也就是說，混亂是必然的，是物理學定律決定的。現在更有專家說，如果你的桌上和房間裡很亂的話，你最好別去收拾。

　　哥倫比亞大學管理學教授埃裡克·阿伯拉罕森和商業科學記者大衛·弗裡德曼合著了《完美的混亂》（A Perfect Mess）一書。他們搜集了大量證據，運用心理學、生物學和物理學的最新進展來說明為什麼混亂對你有好處。

　　首先，整潔帶來的好處抵不上它耗費的時間。保持桌面整潔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對文件加以分類、貼上標籤後收起來，用的時候再取出來。這樣的話，一位習慣收拾得整整齊齊的工作人員比他那些習慣於胡亂堆放的同事平均要多花36%的時間。

　　作者認為，一個適度混亂的桌面其實有其合理性。每一堆東西都是一個符合直覺的有條理的系統：重要的東西一般都在最上面，不是迫切需要處理的東西會被堆到下面。收拾得太整齊還有一個壞處：竊賊找起來也更方便。

　　再者，混亂為偶發事件和意外創造了更多空間。亞歷山大·弗萊明就是因為特別不講究整潔才得以發現了青黴素。1928年夏天的一天，弗萊明心情異常煩躁，幾天來的連續失敗加上熱得透不過氣來的天氣，使他什麼事也不想幹。他胡亂放下手中的實驗，準備去海濱避暑。實驗台上的器皿就這麼雜亂無章地放在那裡。9月初，天氣漸漸涼下來，弗萊明回到了他離開多日的實驗室。一進門，他就習慣性地去觀察那些放假前放在工作台上的盛有培養液的培養皿，他發現培養皿已經發霉長毛，而這種黴菌殺死了它周圍的葡萄球菌。在參觀一位同事一塵不染的實驗室時，他挖苦對方說：「這裡絕不會發霉。」無序和創造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懲罰第一個就會犧牲第二個。美國那些指導如何保證整齊的人其實不是生產效率的促進者，而是罪人。

　　混亂還有別的作用。聽覺要依賴分子的隨機運動：當跟外界的聲音相互作用時，分子的運動會強大到足夠刺激內耳。電話機周圍的一點噪音能讓我們的耳朵過濾掉回聲。

　　家裡亂一點、髒一點不會使孩子生病，經常接觸清潔劑的噴霧才叫危險。另外，研究發現孩子接觸灰塵和過敏原少的話，長大後得過敏症的可能性更大。

　　作者列舉了案例，搜集了很多軼事，然後把他們的觀念應用到了各個領域。比如零售行業：堆放大量貨物的商店要比那些整齊地擺放暢銷貨品的商店賣得多。再比如反恐戰爭：混亂是壞人最強大的力量。施瓦辛格從來不制定日程表，混亂卻為他帶來了成功。

　　他們區分了混亂的幾個類型：迷你型混亂（大範圍混亂中一些容器內的混亂，比如抽屜、冰箱）；因為工作或心情導致的週期性的混亂；垂直型混亂（「一旦堆放起來就會顯得整潔的東西，比如CD、雜誌、信件和發票。地心引力是強力膠水」——但是書報雜誌的開本參差不齊是一個障礙）；堆放型混亂（一堆塞在床底下、沙發下的東西，不太常用的東西會藏得很深，偶爾把它們翻出來會得到意外的欣喜）。

　　人們通常認為，混亂等同於懶惰、效率低下甚至是人品不佳。整潔的人就會高效、盡責、成功。美國人對此信奉不移，因而為了克服生活中的混亂，他們每年要花費數百萬美元購買關於培養好習慣的勵志書，或者去參加100美元1小時的組織咨詢課程，還會花費數十億美元購買盒子、箱子、書架和櫥櫃，用來整理東西。美國有個「職業整理人協會」（NAPO），該組織「致力於提請人們注意整齊有序和僱用一名職業整理人的好處」，整齊能讓你感到一些盡在自己的掌控之下。這本書指出，一定程度的混亂不一定是壞事，邋遢的人不必感到羞恥。

第31節：狗在書中貓在網上

　　狗在書中貓在網上

　　《時代》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薩默曾經這樣寫道：「在我看來，是狗在大約2萬年前召開了那次會議。那是一個大會，一個有各地代表參加的國際性會議。正是在那次會議上它們決定：人是前途遠大的物種，狗要與他們共命運。這個決定顯然未能在代表中一致通過，持反對意見的狼和野狗離開了會場，貓的反應更加消極。聽到這個消息後，它們也召開了會議，痛斥狗屈服於人類強權的懦弱行徑。必須承認，貓幹得不壞。它們欺騙和誘惑人類餵養它們，結果既沒挨餓又保持了目中無人的派頭。老實巴交的狗簽署並發表了那項聲明，人狗之間良好的友誼就此開始了。」

　　愛狗的人寫的書也是層出不窮，古有英國女作家奧維達1872年寫的《佛蘭德斯的狗》，今有約翰·傑羅甘的《馬利與我》，這本書曾盤踞《紐約時報》非小說類暢銷書排行榜榜首位置17周，有讀者是躲在房間裡偷偷摸摸地看完這本書的，為了不讓家人看到自己泛紅的眼眶。

　　這本書的副標題「和世界上頭號搗蛋狗的幸福生活」不過是一個噱頭，作者在書中記錄的馬利的種種「惡行」其實並沒比別的狗惡劣多少——屢次咬壞門、大嚼傢俱、把爪子搭在陌生人肩上跟人打招呼、對髒尿布有濃厚興趣等等。作者自己也說，面對雷暴會產生焦慮感這一現象，在狗中是很尋常的。「像患有風濕疾病的人們可以通過患處的隱隱作痛預感到壞天氣的來臨，馬利能夠在第一時間嗅出即將來臨的風暴的氣息，醫生建議我們給馬利服鎮靜劑，借助藥物的鎮靜效果，讓馬利可以更加理性地去應對暴風雨。」這應該是一種很普遍的做法。

　　比較匪夷所思的是，一天這條拉布拉多犬吞掉了女主人18克拉的金項鏈，傑羅甘不得不給它服用芒果當瀉藥，最後從它的排泄物中把項鏈撿了出來。一個意外的收穫是，他們發現馬利的胃酸使金項鏈變得十分耀眼，「這是我所見過的最燦爛的金子。我們應當開辦一個清洗飾物的業務，從棕櫚海灘的那些有錢的寡婦們身上賺上一大筆錢」。馬利固然調皮，也為傑羅甘夫婦帶來了很多樂趣。但像有些人說的，這本書你只應該看到第224頁，因為從那時開始馬利平靜地邁過了中年，步入了退休生活。此後記述的都是令人傷心的它日漸終老的過程，看了令人徒增傷悲。

　　幾年前《再見了，可魯》也火過，關於貓的書就很少，但是在網上你可以看到無數跟貓有關的網站，但沒有那麼多關於狗的。「我的貓恨你」是一個很大的網站，但是沒有網站叫「我的狗恨你」。在網上到處都是貓。你要搜索「邪惡的貓」，可以看到很多關於貓主人的漫畫，搜索「邪惡的狗」，你只能搜索到一個服裝品牌。

　　「我的貓恨你」創建於2000年，收集了很多貓發怒的照片。上面有一隻牙齒不整齊的貓，憤怒得好像要把某人的腦袋揪下來。如果你貼一個這麼嚇人的狗上去，沒人會笑，他們可能要報告打狗隊去了。

　　為什麼網上有那麼多的貓而不是狗呢？貓天然跟網絡契合。在韓國首都首爾，曾經有一位小姐帶著狗乘地鐵，狗在車上排泄，她沒有清理，乘客用手機拍了她的照片。一天之內，她的照片、她的身份、她家人的身份和她的過去傳遍了互聯網。她帶著羞愧放棄了大學的學業。這件事說明，狗是公共的，人人都可以管。地鐵裡有，公園裡也有。貓則待在家裡，它們是私下的，不關別人的事。在家裡觀看它們是主人的特權。它們對互聯網這種可以滿足偷窺慾望的媒體來說是再完美不過的了。

　　在網上，你可以看到貓在各種場景下的照片，包括沐浴照。有人把放在箱子裡的兩隻小貓置於攝像頭之下，拍到的照片被放到網絡上，每分鐘更新一張。你就耐心地倒計時，看一分鐘之後它們在幹什麼。《紐約時報》上一篇文章分析說，網上之所以有這麼多貓，是因為貓可以住在狹小的空間裡，從不出去。它們不介意它們的主人醒著的時間都在上網。要讓狗等待它們的主人下線它們會急死的，而那些有時間更新博客、在網上衝浪、可以讓自己的博客出現在 Google搜索結果的最前面的人，根本沒時間、沒地方養狗。

第32節：測謊之難

　　測謊之難

　　皮諾曹很倒霉，他身上被內置了一個測謊儀——每次他撒謊時候鼻子就會變長。很多人認為說謊的人不敢直視你的眼睛，其實不然。要判斷一個人是否在撒謊非常困難，並非人人都有一個皮諾曹那樣的鼻子。進化心理學家提出，人類之所以能相互合作，就因為高度進化的大腦使我們的祖先能辨別說謊者。博弈論研究者認為，識別說謊者的能力對合作的發展來說是必須的。但在現實世界中，人類並非如進化心理學家以為的天生能夠發現誰在說謊。

　　因此一種叫做測謊儀的警用審訊工具應運而生。它測的其實不是謊言，而是壓力，但它很容易被欺騙，因此它往往不但抓不住壞人，還會誣陷好人。可是美國的保險公司、政府和法律部門每年仍大約會使用4萬次測謊儀。肯·奧爾德（Ken Alder）在他的新著《測謊儀——美國人癡迷於它的歷史》一書中說，在美國，廣告公司用它測試消費者對剃鬚刀、香煙和汽油的意見，製片人借助它對審查人員的瞭解來決定該剪掉哪些鏡頭，冷戰期間美國國務院借助它清除同情共產黨員的人，以及數量更多的同性戀者。

　　現代測謊儀起源於古代亞洲的一種審訊技術：審訊時嫌疑人嘴裡被塞入乾燥的大米，有負罪感的人可能會因此而緊張起來並停止分泌唾液，這樣的話他在把大米吐出來的時候就會非常費勁。

　　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出現了科學的工業管理和智商測驗，在它們的激勵下，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生約翰·拉爾森發明了測謊儀。它測量幾種與說謊並因為說謊而感到心虛的身體特徵。因為它同時測量好幾種數據，故又被叫做多功能波動掃瞄器。嫌疑人身上被接上導線之後，會被問上十來個問題。當被問到調查型問題時，嫌疑人的呼吸頻率和血壓會突然升高。第三個測試項目皮膚電反應記錄的是正常的乾燥的皮膚的導電性。皮膚有大約200萬個汗腺，當嫌疑人感到壓力的時候汗腺會出汗，皮膚的導電性就會升高。

　　問題是有人說謊的時候並沒有負罪感，因此當他們說謊時測謊儀的指針不會劇烈地擺動。一些無辜的人因為緊張反而會被顯示為有罪。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曾使用測謊儀招聘工作人員，結果一位名叫阿姆斯的蘇聯間諜通過了測謊並成為他們的僱員，他的活動導致10名在蘇聯工作的美國間諜被處決。2002年10月，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的一個專家小組說：「不能把國家安全這樣重要的事情丟給測謊儀這樣一個粗糙的東西。」他們還說：「還沒人用測謊儀抓到過間諜。」

　　美國「生活科學」網站上出售一種便攜式測謊儀，「使用非常方便，這可不是謊話。雖然只能用於娛樂，但它是理想的測謊工具。其工作原理是測試聲音壓力，當人們撒謊時聲音壓力會升高。下次參加派對的時候帶上它，你就可以知道誰說的是真的、誰在撒謊了。當主人說那瓶酒50美元一瓶，你就知道其實它的售價只是2美元」。

　　可是很多人不會滿足於只能用於娛樂的測謊儀。《連線》雜誌說：「我們能夠把人送上月球，為什麼不能測出一個人是否在說謊呢？就像太空計劃在冷戰期間被認為是能夠擊敗共產主義的東西一樣，測謊儀好像是我們擊敗恐怖主義所需要的東西。」

　　傳統的測謊儀顯然擔任不了如此重任，科學家們說現在有了比波動掃瞄器更可靠的手段：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它測試的是大腦中的氧氣，氧氣又跟血液流動有關。血液流動增加說明神經的活動增多。而在1996年有研究人員發現，人們撒謊時大腦有14個區域處於活躍狀態，而講真話時活躍的大腦區域只有 7個，因為講真話不費腦子。

　　遺憾的是這種方法也沒有它初看上去那樣神奇。原因之一是大腦中跟說謊有關的部位是因人而異的，文化、語言、個性、習慣用左手還是右手、性別、用藥情況和健康狀況都會對結果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fMRI很容易對付，它檢測的是大腦消耗的氧氣量，被試者只要深呼吸或者憋住呼吸就能使檢測無效。

　　2月2日，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cGovern大腦研究所聯合主辦了主題為「測謊是否有科學依據」的討論會，與會的教授們認為他們有責任阻止所謂新型測謊儀的應用。一位教授說：「跟法律相關的神經科學首先要關注的應該是行為，而非大腦中血液流動的圖像。大腦沒有殺人，殺人的是人。」其實早在4個世紀之前，蒙田就已經指出了測謊的困難之所在：「真相的背後有十來萬種形式，而且沒有固定的範圍和限度。」

第33節：說不盡的脫衣秀

　　說不盡的脫衣秀

　　有一則報道曾提到，法國一家久負盛名的內衣店為了確保售出的商品達到最佳的使用效果，請來專業的脫衣舞演員免費向女顧客傳授脫衣技巧，因為「女性買內衣是為了穿，更是為了脫。要想在脫長褲的時候不顯得滑稽並不容易」。在國外，更有一些健身中心開始教女性跳類似脫衣舞的健美操，據說這樣可以讓女性坦然接受自己的身體，變得更加自信。給自己心愛的男子來一段表演，已經變得跟寫一封情書、唱一段情歌一樣自然、普遍。

　　成長於上世紀60年代之前的美國人還沒那麼開放，在自己家裡是看不到脫衣舞的，要「晚上跟夥伴們一起從窗戶爬出家，趕往新奧爾良看街上舞女上演她們的固定劇目，然後在母親叫我們起床前鑽回被窩，她們敏銳的鼻子往往能聞到我們身上揮之不去的煙味和酒味。我記得我看到了坎迪·巴爾，可那也許是坎蒂·巴爾，或者是坎狄·巴雷，誰知道呢，一個人走紅了就有無數人叫一個發音類似的名字。如果當初知道一個時代行將結束，我會看得更多」。《說不盡的脫衣秀》（Striptease：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Girlie Show）的作者是戲劇學女教授雷切爾。她眼中的脫衣舞跟流行的色情表演不可同日而語。在上世紀30年代，多數表演者「在台上走來走去，彷彿是在琢磨浴缸是否放滿了水」。也有人跳起來像是「晚餐吃的是炸藥」，旋轉中裙擺被轉到無法超越的高度，當時報紙的戲劇評論說：「她看上去就像一架雙引擎轟炸機。」

　　脫衣舞讓女性在台上展示自己的嫵媚，讓鄉下姑娘也得以實現自己的美國夢，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脫衣舞孃都是德藝雙馨的。羅西塔·羅伊斯訓練了7只鴿子，表演時它們振翅飛翔，銜走她晚禮服上七七八八的零碎，後來這7只鴿子被人用氣槍打成了篩子，眾人的目光都對準了「美酒姑娘」Tirza，因為她曾為自己用酒洗澡不及羅伊斯馴鴿子那麼有創意而發愁。這位姑娘到底是被冤枉了還是就是真兇已無從查考，但妒火中燒的伊萬傑琳確曾用斧子砍碎了德文娜能容550加侖水的水槽———表演時她像美人魚一樣在裡面裸泳。

　　脫衣舞是美國上世紀20年代的爵士時代到上世紀60年代性解放時期盛極一時的娛樂，剛開始它更接近於歌舞雜耍而不是色情表演，後來有了裸體芭蕾，演員遮遮掩掩地拿著羽毛扇，舞台上放起氣球充當肥皂泡。1907年，歌舞大王、百老匯頂級的製作人佛羅倫茲·齊格飛對法國的舞台表演加以美國化，率先推出「富麗秀」(Follies)。他還拋出「讓美國姑娘光艷照人」的口號，安排男歌手對著姑娘們唱「可愛的姑娘像動聽的歌」。

　　1936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歌舞大王齊格飛》講的便是齊格飛的故事。同年，羅斯·李在一場富麗秀中唱道：「要想當好脫衣舞孃，先讀幾年聖賢文章。」這一唱讓脫衣舞變得很有文化、很高深，她本人身體力行，孜孜不倦地研究藝術史、古典芭蕾和人類學，到40年代她開始為《紐約客》創作短篇小說。

　　作者說美國人跟歐洲人對待裸體有著不同的態度。1868年英國「金髮女郎」表演團讓美國觀眾一怔，英國姑娘個個體形豐滿，而且是越豐滿的跳起來越震撼、越性感。1899年，另一個表演團的經理吹噓說他手下的姑娘個個體重超過200 磅。在法國，裸女會擺出各種造型，麗都俱樂部的特色就是歌舞女郎精心擺出舞台造型。就在幾年前，麗都的姑娘們光著身子擺出了興登堡空難的場景。各種藝術表現形式裡都有莎樂美的身影，最初是《聖經》裡的記載：希律王被莎樂美的七重紗舞給迷住了，願意滿足她任何要求，結果她提出的要求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為了給母親復仇，她要施洗約翰的頭顱。後來又有了王爾德的劇作、理查德·斯特勞斯的歌劇、埃拉·內吉姆瓦出演的電影。莎樂美以脫衣舞的形式在美國上演時，連很有身份的主婦都被打動了，人人都想看復仇女神如何摘掉她的七重紗。

　　到20世紀50年代，脫衣舞成了男性知識分子最喜歡的研究對象，尤其是在法國。羅蘭·巴特分析脫衣舞的神話內涵說：「女人脫到全身赤裸時，就失去了性感。性感只有在衝突與矛盾中才能成立，它永遠只能是引而不發的。」又說，「赤裸是女人一種自然的衣裝，它到最後會累積成重獲一種肉體完美純潔的狀態」。當日的盛讚如今成了悼亡。

第34節：盜亦有道

　　盜亦有道

　　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家彼得·利森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海盜組織的法律和經濟學》，他的結論是，雖然海盜是殘忍、凶暴的罪犯，但海盜船卻不是一般人想像的漂浮著的暴政機構。相反，由於海盜們很清楚船長獨裁的危險，因而海盜船發展出了後來西方民主的雛形。　　跟黑手黨不同，海盜不受種族和家庭紐帶的約束，成員來自不同的國家和種族。他們也不靠暴力挾持別人加入，很多都是自願的。1630-1730年間是海盜的黃金時期，他們佔領了當時主要的航道。在海盜船上的船員有一兩百人，同時期的商船卻只有一二十人。有些海盜組織大到一隻船裝不下，他們會用若干條甚至數十條船組成一支艦隊。　　海盜主要來自海軍和商船。這兩種合法的船隻按照嚴格的等級秩序加以組織，船長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威，比如決定在哪裡停泊、何時發起攻擊。一旦船長犯錯誤或者脾氣不好，無法忍受的船員就會被迫去做海盜。在船員得不到充足的水和食物的情況下，船長仍能得到充足的供應。船長和少數官員擁有單獨的住處，船員的居住情況卻很糟糕。海盜們都是霸道的海軍和商船船長的受害者，因此當他們自己組建隊伍時，就想辦法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海盜船由很簡單的規則所統治，規定船員的權利和義務，處理糾紛的規則，保證船員英勇作戰的激勵和保險賠付方案。但僅有規則是不夠的，海盜們需要防止首領把他的個人利益置於全船利益之上。　　首先，海盜採取了分權和限制權力的制度。作戰時船長是至高權威，因為爭辯和不同意見會降低效率，帶來危險。作戰之外的時間裡的負責人則是司務長，負責紀律、食物和戰利品分配。通常分配規則是明文規定的，且相對平等，船長所得只是普通船員的兩倍。船長和司務長是船員選舉出來的，船長如果不夠勇敢、判斷失誤或者超越其權力範圍，就會立刻遭到罷免。船員們經常在罷免掉船長後，讓英勇、熱心的司務長取而代之。這樣在官員之間存在著競爭，會阻止他們濫用權力、鼓勵他們為船員的利益服務。在海盜船上，不同於軍艦和商船的是，船長的待遇和薪水跟普通船員差不多，每個人都可以闖進船長的房間，咒罵他、拿走他的一些食物和水。因此海盜的隊伍會不斷擴大，省得在商船上受船長的氣。　　在限制了船長的權力之後，還要限制司務長的權力。為此，海盜們制定全體一致同意的憲法，明文規定戰利品的分配方式。當一些戰利品無法分割或者對其價值有爭議時，海盜們會予以出售或者拍賣，這樣就可以分割了，免得司務長趁機做手腳。　　其次，海盜規則禁止那些會影響戰鬥力的行為。比如要求船員保持武器能夠使用，禁止醉酒者吵鬧好讓沒在值班的海盜得到充足的睡眠，禁止打架鬥毆、禁止賭博，禁止婦女跟船，以免船員之間爭風吃醋，禁止在火藥附近吸煙、點蠟燭不蒙上燈籠。　　由於海盜規則往往很短很簡單，不能涵蓋到所有可能的情況，當發生重大事件時，船員們會集中起來，像一個法院那樣確定法典的施用。　　規則是經過全體海盜一致同意的，這也是他們能取得成功的一個原因。海盜們明白，遵守規則符合每個人的利益。由於海盜們在出航之前都認可這些規定，一旦需要按照規定辦理時，他們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實施的。　　根據對海盜的歷史記載，海盜們比很多殖民者、商船船員和戰艦士兵都更有秩序、更和平、更有組織。雖然他們是凶狠的強盜，但是他們要在內部實現正義才能順利協作。有人說海盜這樣的犯罪組織是一個可惡的群體，但不管有多可惡，它仍然是一個群體。　　《紐約客》的文章說：「海盜船上的制度以這樣一個重要的洞見為基礎：那些善於作戰或者處理危機的領袖不一定是傑出的管理者，將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裡通常會導致錯誤的決定。有趣的是，雖然很多律師事務所和華爾街的合夥人把這個洞見深深地記在了心底，他們的高級經理人都是選舉出來的，權力也很分散，但自19世紀中期以來，大部分公司的經營都更像皇家海軍，運營總監幾乎擁有無限的權力，對於公司的運作僱員沒有任何發言權。

第35節：醫界的真相

　　醫界的真相

　　《經濟學家》說：「會計可能會很無趣，律師可能很貪婪，但是醫生通常被認為很冷酷，把憂心忡忡的病人變成醫學標本。」《紐約時報》的書評說：「人們都說醫院是個危險的地方：病人說治療帶來了很多併發症，醫生警告說要小心那些只會在病房感染上的抗藥性感染病源，經驗豐富的護士會提醒你千萬不要在7月份住院，因為那時醫院裡新來了很多實習生。在這種情況下，居然還有人能夠康復，這真是奇跡。但病人確實能被治好。過去五十年裡，癌症的存活率升到了70%，中風的死亡率下降了80%，心臟病的死亡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二。」

　　哈佛醫學院畢業生、41歲的葛文德（Atul Gawande）在給病人做手術時不僅戴著放大鏡，還用iPod插上小音箱播放搖滾樂，聲音不大但也足夠麻醉師隨著節奏搖晃腦袋，護士用腳打著拍子。這位新潮醫生在新著《康復》中分析醫生如何能夠做得更好。寫這本書時他不只依據自己的從醫經歷，還去印度了考察防治傳染病的問題，訪問了給犯人執行死刑的醫生，去軍醫院瞭解了士兵救護措施的新進展。「外科醫師的書寫風格一向是華麗的、英雄色彩濃厚的，本書反其道而行，以最低調但犀利的筆法觸及每一個外科醫師內心最痛處，勇敢面對每一個醫師都可能碰見的噩夢：併發症、醫療糾紛、名利的誘惑，更多時候是自己面對疾病的無能為力。」

　　在第一本書《併發症》的序言中，葛文德說：「醫學是門不完美的科學，是個瞬息萬變的知識體，我們得到的信息不一定靠得住，而執行醫療業務的人不免會犯錯，同時面對的卻是性命攸關的事。我們所作所為的確是有科學根據的，但我們也依靠習慣、本能，有時也得猜測，碰碰運氣。在我們既有的知識和我們的目標之間，永遠有一段落差。」由於供認自己犯了什麼錯誤可能會被病人起訴，醫生對如何改進缺少有效的交流。葛文德相信醫生公開自己的錯誤對病人也大有好處。

　　在新著中，他說醫生做得更好是可能的，它不需要天才，需要的只是勤奮、是非分明、機靈，以及努力的意願。一個簡單的例子就能說明什麼是勤奮：醫生應確保每次在和病人接觸後都洗手。「跟一個打噴嚏的病人握了手，揭掉某人傷口上的紗布，把聽診器放在一個汗津津的胸上之後，大多數醫生只是在白大褂上擦擦手。」 結果統計顯示，每年有二百萬美國人在住院時被感染。有九千人死於這種感染。

　　靈巧通常就是想出一個很簡單的主意，比如阿普加評分。 1952年，麻醉醫師阿普加所在的醫院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她決心想出辦法使發生窒息的新生兒得到恰當的處理。她設計了一個打分的措施，用於判斷新生兒有無窒息及窒息程度：在孩子出生1分鐘和5分種後給孩子做5項檢查——心率、呼吸力、肌張力、反射應激性和膚色，每項打0分、1分或2分，總分10分，8 —10分無窒息，4—7分輕度窒息，0—3分重度窒息。這個方法簡便快速，有效降低了新生兒死亡率，正所她說的那樣：「讓醫生之間相互競爭，促使他們得到更高的分數，會使接生的新生兒身體狀況更好。」

　　葛文德提出，目前部分用於新療法研究的經費應該轉撥給促進醫生更好地利用現有手段。他相信提高醫生的技能會比基因、干細胞療法、癌症疫苗等實驗室工作拯救更多的生命。

　　他還寫到了醫生的工資問題。當他做滿八年的住院醫生後，院方問他的要價。他想知道醫生一般掙多少，但沒人願意告訴他。「大多數人都不願意說自己掙多少，在醫療界這種情況尤其普遍。干醫生不是為了掙錢的，醫生越關心收入人們就越懷疑他提供的治療。這就是為什麼醫務類的電視劇中好的醫生開著舊車、住在搖搖欲墜的公寓裡，而壞醫生穿的是量身定做的西服。」2003年美國主治醫生的平均收入是15萬美元，個別專業的醫生可以掙到50萬美元。「比律師和商人少，比生化學家、建築師、數學教授多。美國醫生的工資是普通美國僱員的七倍，在其他工業國家低於三倍。因此美國的醫療界能夠吸引大量優秀的人才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去，使醫生比其他行業的人願意更努力地工作。」

第36節：貴婦伊迪絲·華頓

　　貴婦伊迪絲·華頓

　　伊迪絲·華頓這樣一位著名的作家總是只被看作一位更著名的作家——亨利·詹姆斯的朋友。她描寫上流社會的金錢、地位、婚姻和離婚的小說已經過時了，很少有人看了。她批評上流社會的勢利、虛偽、扼殺人的生命，但她又樂在其中，一輩子都在享用那種世俗的生活：在舒適的環境中開展的社交活動、美食美酒、海外觀光。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她是一個富有、專橫的老婦人——曾經有一位著名的設計師魯莽地指出她的餐桌落伍了，太小，她很嚴厲地說：「在紐約我願意與之一起就餐的人只有八位。」

　　但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馬丁·斯科塞斯將《純真年代》搬上銀幕之後，伊迪絲·華頓日益被認可為美國的經典作家，近年來有很多人研究她的生平，她位於馬薩諸塞州里努克斯的故居和花園也被重建了，並擺上了她的藏書。隨之而來的是赫米奧娜·李（Hermione Lee）為她寫的權威的傳記。赫米奧娜描述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她的文學成就，不僅分析了她那些優秀的小說，像《歡樂之家》和《鄉間風俗》，還搜羅到了華頓生活中的很多細節——她不知疲倦地收拾花園，創造性地裝修自己的家，戰爭期間在巴黎幫助難民和傷員，周遊世界。「如果李女士為耶穌作傳的話，書中一定會就木工學究氣十足地寫上一章。」 （耶穌是木匠的兒子）

　　伊迪絲·紐博爾德·瓊斯1862年1月24日出生於紐約一個受人尊敬但又很保守的家庭，他們家的財產雖然排不進紐約400個最富有的家庭，但由於從她的一位遠親那兒繼承到了一筆財產，也算是百萬富豪了，在上流社會之列。她有兩個哥哥和一個難纏的媽媽，很寵愛她的父親在她20歲時候就去世了。11歲的時候，華頓曾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一篇小說的開頭拿給她母親看，她在其中寫道，湯普金斯夫人對布朗夫人說：「哦，你還好吧，布朗夫人？要是我知道你要來登門拜訪，我應該把客廳收拾整齊。」瓊斯太太冷冰冰地批評她女兒說：「客廳應該一直都很整齊。」

　　華頓是在家裡整齊的客廳裡接受的教育。後來她在圖書室裡自學，閱讀達爾文、斯賓塞、尼采、赫胥黎和凡勃倫的著作。這種教育方式使她學到很多東西。年輕的時候她就能在她召集的沙龍裡跟亨利·詹姆斯和紀德交談——跟紀德交談時她說的還是法語。

　　23歲時她匆忙嫁給了比她大12歲的特迪·華頓，這樁婚姻門當戶對，但特迪是一個很俗氣的人，她忍受了28年之後才與之離婚。大部分華頓傳的作者都認為是這樁不般配的婚姻迫使她在寫作中尋求庇護。赫米奧娜點評了所有這些理論，但她認為這些說法證據不足，都不足以揭開一位天才作家的寫作歷程。現在只知道她自從在43歲時出版了暢銷書《歡樂之家》、成為知名作家之後平均每年都出一本書，直到75歲時去世，一共寫了48本。但她從來都不只是一位作家，「她希望擁有完整的生活，幸運的是她做到了。她的悲劇在於，她內心落寞而又浪漫，她渴望真正的愛情，但她從沒得到。她丈夫有些神智不清，她的情人又很風流。」

　　赫米奧娜記述了伊迪絲長達28年的無望的婚姻。她的丈夫特迪除了打高爾夫球和打獵外就無所事事。當伊迪絲為了擴大視野而從紐約搬到巴黎後，特迪也不願意學習法語。他覺得伊迪絲那些男性朋友談論的學術話題很無趣。伊迪絲盡力照顧他，跟他一起旅行，給他錢花，甚至不介意他拿自己的錢去資助他那些女友。但是當他精神失常後，她只能和他離婚。「沒哪個現代女性會等待那麼長的時間。」

　　赫米奧娜以一件軼事而非對華頓的文學成就的總結和讚頌結束這部近八百頁的傳記。在最後一頁，赫米奧娜記述了她朝拜「樸素甚至醜陋」的華頓墓的經過。「墳墓上長滿了荒草，還有一些破瓶子和一把早已枯萎的花。顯然已經很久沒有人來了。」在赫米奧娜看來，這座無人看管和拜訪的墳墓顯示了華頓離開祖國、客居他鄉的代價。在雨中，她除去了伊迪絲墳墓上的野草，擺上了一把在墓地的商店裡買的絲質杜鵑花。「她可能會瞧不上人造花，但墳墓被人打掃乾淨應該會令她很開心。」

第37節：笑是一種社會姿態

　　笑是一種社會姿態

　　日前英國評選該國十位最機智最幽默的人，結果當選的全是男性。「對男人來說，悲哀的是他們最珍愛的兩樣東西——女人和幽默——勢同水火。」

　　在英國最機智的人的評選結果中，丘吉爾排名第五，撒切爾夫人名列第十二。丘吉爾可謂英國政壇上詞鋒最咄咄逼人的政治家。他的反應能力之快和談吐之幽默一直為英國人所稱道。英國出了一本《溫斯頓·丘吉爾的幽默和智慧》，收集了1000多句丘吉爾的名言雋語。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典故是，有一晚，丘吉爾在下議院多喝了兩杯，遇到工黨女議員貝茜·布拉多克，一個身段極肥胖的女人，她氣沖沖地說：「你喝醉了！而更加重要的是你醉得令人噁心！」就是在這種醉醺醺的狀態下，丘吉爾的話也充滿了殺傷力：「貝茜，你好醜。而且，儘管我今天醉醺醺的，明天早上我就清醒了，而你明天還是那麼醜。」這一條可以用優越論來解釋。儘管撒切爾「鐵娘子」的外號比其幽默感更有名，她也曾經諷刺道：「做大人物就像做淑女一樣。如果你告訴人們你是，就說明你不是。」《獨立報》一篇文章說，其實幾個世紀以來，女性的幽默幫助形成了英國人的生活和文化。他們找出了幾位有幽默感的英國女性作為例證。比如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議員阿斯特。有一次丘吉爾對她說，議會裡有一位女性就好像他在洗澡時有人闖了進去，對此她反駁說：「你還沒帥到要擔心這種事的地步。」 露西·波特寫道：「他們說養活肉食者佔用的土地是養活素食者所需土地的6倍。這也不奇怪，因為豆苗不會像綿羊那樣四處亂跑。我想這就是農民不追逐蔬菜種植的原因，追起來沒什麼快感。」這屬於反諷，說到豆苗，人們期望的是要種植更多的豆苗，但她實際說的是豆苗不會跑。從眾多女作家和政治家的句子中當然能找出一些幽默的，但可以說總體上來說女性缺乏幽默感。據說男性之所以很幽默，是吸引女性的需要。風趣是社交性的，表演性的，是男人給別的男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現在，女性可以通過購買新潮的東西來給別的女性留下印象。

　　《名利場》專欄作家希欽斯在《為什麼女性很無趣》一文中說：「風趣畢竟是聰明的表現。男人幾乎會嘲笑任何事情，通常是因為那些事情特別愚蠢。男性的幽默喜歡嘲笑某人，並且知道生活以笑話開場。幽默是抵禦可笑的東西的盔甲。而內心柔弱的女性希望生活一帆風順，幸福美滿，而不是悲涼淒慘。」

　　希欽斯具體分析了男人受到的壓抑：「因為幽默是聰明的表現，所以男性不希望女性很幽默。他們希望女性做他們的聽眾而不是對手。男人有太多不自在的地方，女性要想取笑他們簡直太容易了。男人有前列腺，它有衰竭的趨勢，以及他們的心臟和性器官。這只會讓男人覺得有趣。出於某些原因，女性不覺得她們身體的衰朽會有趣。

　　「對女性來說，生育是一件大事，讓她們感到嚴肅、莊重，對此男性只能乾瞪眼。

　　男人被女人的生育能力震懾住了。它賦予女性無可挑戰的權威。而幽默最早的起源就是捉弄權威。諷刺本身被稱作奴隸的榮耀。因此男人在一起開玩笑並且不希望女性在場時，他們其實是承認了女人的地位。在古羅馬每年的農神節上，奴隸會扮作主人，暫時地擺脫主人的控制。男性顛覆性的幽默都以把女人作為取笑的對象和犧牲品為基礎。男人要假裝他們不是僕從，女人假裝她們不是君王。人人都跟妻子行房，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會懷孕。但到了一定的階段女性得知男人還是必不可少的，女系氏族社會就終結了。處於這種不穩定的地位的男人不喜歡被嘲笑。」

　　女性為什麼不愛笑呢？「對女性來說，有趣與否的問題是次要的，她們天生對更高的、不是開玩笑的繁衍的使命有清醒的意識。那些經受極大的痛苦、冒著生命危險把孩子帶到這個世上來的人無法認為那很微不足道。」

第38節：人生模仿象棋

　　人生模仿象棋

　　戴維?申克在《不朽的遊戲：象棋的歷史》開頭引用了愛因斯坦對世人的告誡：「象棋會銬住那些大師，束縛他們的頭腦，以至於最強大者的內在自由也會受到損害。」申克發現象棋和發瘋有著密切的關聯。比如第一位世界冠軍斯坦尼茨，奪冠14年之後精神失常——他堅持說他跟上帝通過一條看不見的電話線下了一盤棋，結果還是上帝輸了。

　　棋盤真的就是一個世界，有些不適應現實世界的棋手不願意從中走出來。前英國冠軍比爾·哈特森曾經注意到「象棋不會讓人發瘋，它會讓瘋子保持清醒」。但象棋天才卡斯帕羅夫指出，精神失常的棋手畢竟是少數。

　　他在書中寫道：「在許多西方國家中，棋手總被認為是營養不良的體虛者，或者是頭腦聰明但是厭惡世人也討人厭的怪人。納博科夫是一個國際象棋愛好者，但在他1930年寫的小說《棋壇情史》（後來改名為《盧金的防守》）中，他卻沒給國際象棋什麼正面描寫。故事的主角是個笨拙遲緩的國際象棋大師，他除了會下象棋，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社會生活能力。20世紀前25年中最成功的棋手之一，阿科巴·魯賓斯坦曾變得越來越膽小，近乎病態。每走完一步棋後，他都會躲在賽場一角，等待對手走棋。這些虛構的和非虛構的異常事例很容易讓人們忽略一個事實，絕大多數棋手除了出色的棋藝之外，其他方面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

　　卡斯帕羅夫本人就是一個在棋裡棋外精神都很正常的人。他自1985年首次奪冠後保持世界冠軍頭銜長達15年，但41歲的時候就早早宣佈退役了，空餘時間給《華爾街日報》撰稿，促銷跟象棋有關的書和軟件，包括一套細緻分析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棋局的叢書《我偉大的前輩們》。

　　其新著《棋與人生》是自傳、象棋的歷史和經管書的混合體。他以自己的職業生涯為例，教導商界人士如何從中吸取教訓，像「頻繁改變戰略就等於沒有戰略」、「少關注對手的比賽，多關注自己的比賽」。卡斯帕羅夫為棋手撰寫經管類圖書辯護說：「相比棋盤上有限的64格，商業和軍事領域則要大得多。但正是由於國際象棋的範圍有限，它才能成為決策制定的一個通用模型。」

　　他寫道：「如何解釋我在2000年世界冠軍賽上輸給同胞克拉姆尼克呢？我已從純棋藝角度分析了他的成功，不過我的戰略失敗還是更深層次的原因。自滿是個危險的敵人，它會使我們放鬆警惕。我們需要激勵自己，給自己定指標，並努力去提高。一方面我們要充滿自信，覺得自己就是最好的。另一方面我們又要不斷努力，好像自己是一個弱勢者。」

　　國際象棋被認為是智慧、複雜、深奧和機智的普遍象徵。公眾都把頂尖棋手看成天才，能記住大量的數據並能提前推算出幾十步著法，卡斯特羅認為這種看法缺少事實依據。對於棋手的成功來說，天分和努力並非互相對立的解釋：能夠去用功的能力本身也是一種天分。「確實存在所謂國際象棋天賦，但有這種天賦本身並沒有什麼幫助。即使你有這種天賦，如果不具備諸多其他因素，你也很可能永遠意識不到自己的天賦。因此，我們應當更關注那些能夠更好地觀察並施加影響的因素。國際象棋既不是無聊的追求，也不是天才和超級計算機的專有遊戲。」

　　他指出我們的很多決定都是無意間做出的。他說，在蘇聯的棋校，每個人要分析他所做的決定，將它呈現出來供他人研究，這是一個提高無意識心理過程的方法。《華爾街日報》說：「他的洞見發人深思，肯定比那些五花八門的財經類圖書更有價值。『為什麼要移動我的象？』這個問題應該比『誰動了我的奶酪』包含更多的對成功有用的教訓。」

　　卡斯帕羅夫說促成他寫這本書的是他自己的生活處境，尤其是他的職業戲劇性地從象棋轉向了政治，這迫使他「思考我是誰，我能做到什麼」。但這本書顯然是有目的地策劃出來的，設想有很多人認為能從世界上最著名的棋手那裡獲得商業方面的靈感。書中擁有很多經管類圖書共有的花招。「孫子早早就出現了（第38頁）。還有一些毫無意義的首字母縮寫，MTQ（物質、時間和質量）；不恰當的延伸：我們可以說『卒子是這項比賽的靈魂』這句話預見了法國大革命；不恰當的相提並論：兩百多年前歌德就預見到了耐克的廣告語：僅僅知道還不夠，我們必須應用；只有意願還不夠，我們必須行動。」

第39節：五角大樓的建成

　　五角大樓的建成

　　「或許會讓陰謀理論愛好者感到失望的是，五角大樓之所以採取了這樣的外形，跟共濟會和魔鬼毫無關係，只是為了適應最初為它選定的地塊的形狀。」（五芒星是被認為是魔力的象徵）。另外，五角大樓這樣一個龐大的建築物也不是精心計劃的產物，而是匆忙上馬、迅速建成的。《華盛頓日報》的軍事記者史蒂夫·沃格爾（Steve Vogel）用了兩年時間，寫了一本《五角大樓的歷史》（The Pentagon ： A History）。

　　從某種意義上說，五角大樓是美國陸軍工兵部隊的薩默維爾將軍創造出來的。1941年7月17日晚，薩默維爾將軍召集一群軍官在軍事部的一個會議室開會。他沒有穿軍裝——軍方規定軍官穿便裝，以便向國會掩蓋軍官人數在華盛頓迅速增多的事實。薩默維爾說，他們要在弗吉尼亞為軍事部建造一個總部。當時美國還沒有參戰，但已經開始廣泛動員起來，羅斯福總統在5月27日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軍隊人數將從17萬增加到140 萬，軍事部（現在的國防部）在華盛頓迅速膨脹，但它的24000名僱員卻分佈在17幢建築裡，包括公寓、民房和租來的車庫。

　　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要求薩默維爾建造一個臨時總部。在7月17日舉行的國會聽證會上，有議員提出徹底解決軍事部的問題。薩默維爾認為這意味著建造一個永久的總部，他希望新的總部能容納4萬人，有1萬個車位、400萬平方英尺（37萬平方米）的辦公區域——幾乎是帝國大廈的兩倍大。但是它又只能有4層，太高的話會在周圍低矮的建築物中顯得不協調而且將耗費太多的鋼材，當時製造戰艦和武器急需鋼材。薩默維爾說：「我們希望半年後建好50萬平方英尺，一年內全部完工。」

　　這麼大的建築，華盛頓已經沒地方放了。軍方看中了阿靈頓紀念大橋腳下的一片地方。但負責監視首都規劃的美術委員會認為在那裡蓋樓會擋住華盛頓的中軸線。薩默維爾堅持他選定的地方，羅斯福則支持了美術委員會的意見，把五角大樓從原定地址向南移了1.2公里。美術委員會還認為建成長方形比五角形更合適。羅斯福又被請出來定奪此事，這次他站在了軍方一邊，他對委員們說：「我喜歡它是因為這種外形是前所未有的。」美國的兩位國父華盛頓和傑斐遜都是業餘建築師，建造了自己和鄰居的住所。傑斐遜還設計了弗吉尼亞大學和議會。但後來的總統中只有羅斯福比較關心建築。「這也許是因為畫圖紙不像打高爾夫、橄欖球、開賽艇或騎山地車那樣顯得有男子氣概、有資格成為總統的嗜好；也許是因為總統不再像過去那樣擁有不太個人、更加熱心公益的嗜好。」

　　對五角大樓的方案討論的比較多的是，戰爭結束後，當軍方不再需要這麼大的辦公區域時該如何處理這幢大樓。有人提議說可以把它改建成醫院，羅斯福的意見是把它用作軍事檔案館，因而他要求五角大樓的地板要足夠結實，能承受得住檔案櫃的重量。它們的負重被設計成是一般建築物負重的兩倍。這一特點在2001年五角大樓遇襲時發揮了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抵擋住了波音757飛機850公里時速的撞擊。

　　薩默維爾所在的軍需部門的口號是「我們能立刻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創造奇跡則需要稍長一些的時間。」五角大樓的建成是一項奇跡，只用了17個月的時間，比薩默維爾預想的要長一些，但開工不到一年後部分建築已經投入了使用，施工速度快到其中一些區域的建設是在沒有圖紙的情況下完成的——後來在翻修時沒有找到一些區域的圖紙。五角大樓在1943年1月完工後，這座世界上最大的辦公樓是英軍、德軍和日軍司令部的總和的4倍。

　　薩默維爾將軍努力向國會隱瞞五角大樓不斷擴大的規模和造價。新聞稿裡說它是一個帶地下室的三層建築，但地下室卻在地面之上，也沒有提到地下二層和地下三層。薩默維爾在承認有四層之後又決定建第五層，結果造價最終比預定的翻了一番，達到7200萬美元。為了隱藏實際成本，他們把一些支出說成是建造道路和停車場等獨立的工程所花費的。有時設計者甚至花錢去除五角大樓上的大理石，以便讓它看起來更樸素。

第40節：AK-47為何如此氾濫

　　AK-47為何如此氾濫

　　20世紀40年代中期，人類發明了有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武器。原子彈讓人們夜不成眠，但真正造成巨大破壞的是AK-47。這種有著顯眼的黃色彈匣的衝鋒鎗造成的死亡和毀滅多過任何其他現代化武器造。到今年它已經問世六十年了，但還沒有一點退休的跡象。

　　比較保守的數字是現在全世界有7000萬支AK-47在流通中，使用者包括常規軍、叛亂組織、非洲的牧民和美國的槍迷們。邁克·霍奇（Michael Hodges）在其所著《AK-47：人民的槍》（AK-47： The Story of the People』s Gun）中解釋說，這種槍之所以得到如此廣泛的應用，是因為它的設計非常簡單：只有8個運動部件。拆卸、清潔起來很方便。在叢林和沙漠中照使不誤。沒入水中、蓋子沙子下面或者埋在雪堆中時照樣可以以每分鐘650發的速度準確地擊中目標。

　　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一位年輕的北越士兵因為聲稱用它擊落了美國一架B52轟炸機而成了民族英雄。它讓一名蘇丹男孩從孤兒變成了令人畏懼的殺手。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抗擊者非常珍視他們的衝鋒鎗，但也因此使他們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脅。很多美國人僅僅因為這種武器的神秘和知名度而用它傷及了無辜。它還被巴勒斯坦游擊隊和非洲解放運動當作鬥爭的象徵。它甚至出現在了莫桑比克的國旗圖案上了。

　　它的發明者、俄羅斯的卡拉什尼科夫現在已經近90歲了，住在莫斯科以東1130公里、烏拉爾地區的伊熱夫斯克市。他對自己的這項發明內心很矛盾。他仍為向前蘇聯的普通士兵提供了這樣一種強大的武器而感到自豪，但又因為自己的名字跟死亡和恐怖聯繫在一起而感到懊悔。「一旦有人發明出一種更好的衝鋒鎗，我就會跟他握手。但目前這件事情還沒有發生。」

　　牛津大學教授菲利普·基利科特（Phillip Killicoat）在提交給世界銀行的論文《武器經濟學：衝鋒鎗的全球市場》中分析了AK-47為什麼在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售價。比如AK-47在非洲通常要比在其他地方便宜200多美元。基利科特說：「非洲各國的邊境管理比其他地方要寬鬆很多，衝鋒鎗在非洲的交易不太受管制，當需要購買這種武器時幾乎不存在貿易壁壘。一個時期非洲只有幾個國家因為發生衝突而需要武器，寬鬆的邊境管理使得非洲的武器供應可以滿足這些國家的需要。」

　　基利科特還解釋了為什麼世界各地的交戰雙方都選用這種武器。通常的做法是像邁克·霍奇一樣，把這歸因於AK-47功能上的特點：容易操作，造價低廉，堅實耐用，故障率低。而它不夠精準、對使用者來說不夠安全、瞄準範圍相對較小的缺點都被忽略掉了。這種解釋有一個說不通的地方：其他操作同樣簡便的衝鋒鎗就沒有像卡拉什尼科夫設計的這種槍這樣被廣泛採用。　　基利科特提出，AK-47的流行可以用路徑依賴理論（path dependence）來解釋。1936年，美國發明家德沃夏克（Dvorak）博士歷經十餘年的研究發明了ASK鍵盤（美式簡化鍵盤，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他聲稱這種鍵盤比打字機發明者、美國人肖爾斯1870年設計的、現在通用的QWERTY鍵盤效率更高。據說當初肖爾斯在研製打字機時，為了解決打字員打字速度過快造成擠塞的問題，故意打亂了字母排列順序，形成了直到今天通用的QWERTY順序排列。不過，德沃夏克先進的ASK鍵盤沒能佔領市場，反而逐漸地銷聲匿跡了，QWERTY一直獨霸著鍵盤市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戴維認為，QWERTY鍵盤之所以能在市場上佔統治地位，不是因為它的效率高，而是因為它出現得早，普及之後，對它進行更新換代的成本太高。像這樣，一個有缺陷的產品由於它早期一個小的優勢而被廣泛採用之後就獨霸了市場的情形被稱作「路徑依賴」。具體到AK-47來說，它早期的優點或許是它是蘇聯人的發明，不受知識產權的限制，可以隨意仿造。　 「路徑依賴」理論啟發商人們想出了一個經營策略：雖然軟件公司都抱怨盜版，但他們早就意識到讓別人違法地仿造其產品並不是壞事。人人都上鉤之後，就可以開始賣升級產品，或者提供服務，附加別的花哨的東西。這是開放源代碼的好處。照此說來，前蘇聯的AK-47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開放源代碼衝鋒鎗。

　　幸福的生活。